袁隆平的學生、秘書、同事沒有預想到，袁老的逝世會引起全國上下這樣大的悲慟。5月24日追悼會當天，有近十萬百姓潮水般從全國各地涌向殯儀館，所以他們要收拾心情，負責組織接待工作。追悼會當天晚上，我們終于聯(lián)系上了袁隆平的秘書辛業(yè)蕓，她說了句：“我的腦子都迷糊了。”但就在這樣的疲憊又悲痛的狀態(tài)里，他們依然同意接受我們的采訪，因為他們希望人們了解袁老生命中最后的光華。
青年學生李建武：守靈一夜，我一直在流淚
我是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李建武，跟隨袁老師工作有十幾年了。追悼會上，我望著袁老師躺在那里，在鮮花和綠葉中，他像是睡著了。這次追悼會極盡簡單，甚至沒有念悼詞，這是袁老師家屬的想法，也可能是袁老師生前對他們表達過此意。有人說，袁老師身上穿著紅藍格子襯衫和深藍色西裝。其實我看不見他的衣著，他身上蓋著國旗，但我知道，他生前特別喜歡格子襯衫，他的衣服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格子襯衫和條紋衫。若穿著這套衣服，他應(yīng)該滿意。
袁老師5月22日去世，23日一大早就有很多市民來我們雜交水稻研究中心悼念，當天至少來了三四萬人。研究中心一進門有個很大的廣場，市民們悼念的鮮花早早把那里擺滿了。24日來悼念的人就更多了，研究中心外面是一條長長的馬路，兩側(cè)也被擺滿了鮮花，再往外走是袁老師安排種植的早稻試驗田，田邊也都是悼念的鮮花。研究中心大廳的三面墻上貼滿了唁電，電梯旁邊的空白處也貼滿了，就這樣，還有很多唁電沒貼出來。
24日一大清早，在明陽山殯儀館，來悼念的市民隊伍排了兩三公里，他們都是自發(fā)過來的，其中不少是從很遠的地方坐飛機坐高鐵趕來。他們看了袁老師的遺體后都在哭，不是無聲地流眼淚，是真的泣不成聲。那場景令我深感震撼。
這兩天，我和很多同事負責參加追悼會人員的組織接待工作。23日那晚，我和另外3名同事在研究中心的靈堂守護了一個通宵。我想，這可能是我和老師最后的相處時光了，再多陪陪他吧。那一夜，我腦海里閃現(xiàn)著一幕幕往事。我想到袁老師的慷慨激昂，他曾講：“如果實現(xiàn)（單季稻）畝產(chǎn)1200公斤，那就是我們給黨的百歲生日獻禮！”我想到，今年在海南過新年，他手寫了新年祝福語，還大聲說：“中國最牛！”“今年（必定）牛氣連連！我們要實現(xiàn)（雙季稻）畝產(chǎn)3000（斤）！HAPPY NEW YEAR！”我還想到，我跟他說要完成科研目標拿到他自掏腰包設(shè)置的10萬元獎金。還有我們最后一次照相，最后一次他給我題字，最后一次握手，最后一次談笑風生，最后一次開會，最后一次我給他匯報工作……守靈一夜，我一直流淚。
聽到袁老師去世的消息，我腦子一片空白，到現(xiàn)在都不愿意接受。不只是我，這兩天我接待一些熟悉的領(lǐng)導、同事，大家都覺得很不可思議，很多人在幾個月前見過他，很多人感嘆：“袁老走得太突然了！”
去年12月起，我一直在三亞負責雜交水稻的栽培工作。袁老師在11月底到的三亞。那時，他的精神狀態(tài)還比較好。先前他就提出了雙季稻畝產(chǎn)3000斤、單季稻畝產(chǎn)1200公斤兩個目標，12月20日，他又在三亞主持召開雜交水稻高產(chǎn)攻關(guān)的會議。會議開了兩小時，他全程參會，中間沒休息，還在會上發(fā)言。在三亞，我們常見面交談。如果不見面，袁老師就打電話問我雜交水稻試驗田的情況。有時候早上八九點打來，問行程的問題，是到試驗田還是到別的地方；有時候下午三四點打來，他猜測一些試驗結(jié)果可能要出來了；有時候是晚上八九點打來，他可能突然想起與雜交水稻相關(guān)的事。所以，他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雜交水稻。
在三亞，我們給袁老師安排了一個小別墅樣子的住處，但是他一直不去住，堅持住在科研基地?？蒲谢刈∷臈l件很一般，類似于一個普通的招待所，里面有一張床、一個廁所……設(shè)施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但是為了及時了解科研進展，袁老師堅持住在那里。3月上旬的一天，他在上廁所的時候摔了一跤。我聽到消息馬上從田里趕回去。我們叫了救護車，一起把他從二樓抬下來送到醫(yī)院。我當時萬萬沒想到，情況會這么嚴重，這竟然就是我們的最后一面。
對我來說，袁老師是很親的親人。在追悼會上拜別他時，我在心里默默向他保證：“您最想達到的兩個目標，我們一定會替您實現(xiàn)！感謝您十幾年對我的關(guān)心、幫助和指導。袁老師，一路走好！”
2020年，李建武獲得第十一屆“袁隆平農(nóng)業(yè)科技獎”后與袁隆平合影。 研究員辛業(yè)蕓：他從不表露痛苦
我是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員辛業(yè)蕓，也是袁院士的秘書和學生，從1996年起就在袁院士身邊服務(wù)了。
這幾年，袁院士生病后，我們陪他到北京、長沙的名醫(yī)院看病。袁院士經(jīng)常笑說“醫(yī)生的話不能全信”，可能因為這樣，醫(yī)生囑咐吃藥住院的話，他并不是完全照做。記得今年春節(jié)，我們提醒他吃藥時，他要么“謝絕吃藥”，要么接過藥就扔掉。給他看過病的醫(yī)生都有印象：這個老人“依從性”差。
我有時候會思考，他不想吃藥時，是不是代表心里有疑問：“這個藥到底是不是治我的??？對癥不對癥？”他可能想要這樣說出來，也可能想通過這樣的舉動表明想了解病情到底怎么樣，但他沒有直接表達出來。我覺得正因為他是科學家，所以做事講究依據(jù)，要把道理講透，他才會真正接受，才會配合。
在袁老身邊這么多年了，我慢慢感覺到他的老去。
2010年前后，袁院士出現(xiàn)肺功能降低的癥狀。他有60多年的煙齡，曾經(jīng)還有一套抽煙理論，大談抽煙的好處：“友誼的橋梁、寂寞的伴侶、納稅的大戶、靈感的源泉、癡呆的良藥……”但疾病使他意識到必須要戒煙了。他給自己制定了一套計劃：先把焦油含量高的改成含量低的，然后一支煙只抽半支，再又變成只抽1/3支，慢慢地吸煙也不過肺了，直到2012年，他把煙完全戒掉了。
他戒煙是為了對雜交水稻無盡地追求，他不但每天要去田間看水稻，還要到各地的雜交水稻試種示范點考察，沒有健康的身體可不行。但他還是沒好好愛惜，2015年、2016年的時候，他真是像年紀輕點的人一樣到處去看點，我覺得是透支了，后來身體看著就不如從前了。早前，他可以下到水田里查看水稻，慢慢地他只能站在田邊，不能下到田里了，不然一腳踩下去，會拔不起來。以前能走路上下班，后來需要開車接送了。
他患上了慢阻肺。以前，在海南南繁時他常常帶著大家去海里沖浪、游泳，慢慢地游泳次數(shù)減少了，只能到那種很僻靜、水很清澈又沒有浪的地方游。再后來，他就不游了。我曾經(jīng)很疑惑地問過他：“袁老師你以前那么熱愛游泳，怎么不游了呢？”他答：“我下水以后會氣喘。”我聽了心里真是好難受。不光是游泳，他熱愛的氣排球也慢慢不打了。身體鍛煉就是他自創(chuàng)的一套動作舒緩的體操，每天堅持做，直到這次入院前，他都一直在堅持。
他生性要強，生病了，也不表露病痛，也不講悲觀的話。所以為什么他的去世讓很多人感到突然和震驚，可能是因為他在人前盡力地展現(xiàn)良好的狀態(tài)，在此前的各種媒體報道中，他一直是精神飽滿的，充滿活力的。
他不但對外展現(xiàn)良好狀態(tài)，還會給我們表現(xiàn)出良好的心態(tài)，比如打麻將和唱歌，他好嗨。打麻將上午打一場，晚上打一場。晚上臨睡覺前唱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歌，他的“歌單”里有三四十首歌，我們陪著他一起唱歌。有時候，他用俄語唱蘇聯(lián)歌曲，我們都不會唱，他就獨唱。我在想，打麻將和唱歌都成為他抵抗病痛的方式了，這樣可以使他從病痛中分心。
作為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我們知道他其實病重了，但是到了什么程度，有時候卻有點迷惑，因為從他的表現(xiàn)和狀態(tài)很難判明。從去年12月份以來，他一直處于治療中，治療的過程也是很痛苦的，肯定不舒服，但不舒服到哪種程度，他寧愿自己承受，也不說“不好受”“不舒服”這樣的話。哪怕到了臨終前，我們還是沒聽他說“痛”“不舒服”這樣的字眼。
最后在醫(yī)院的這段時間，盡管他有時像夢囈一樣，但我認為他還是頭腦很清晰的。仔細聽，他的話語都圍繞雜交水稻，而且很有邏輯性，或是關(guān)于第三代雜交水稻研發(fā)，或是關(guān)于雜交水稻某個技術(shù)環(huán)節(jié)，雜交水稻播種、制種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他都關(guān)心得很細致……他的頭腦里就像在放一部雜交水稻的電影大片，他像個總導演，指揮著每一項具體的工作。他有時會說“要開會”“有幾點要注意”。我想他還是有事情要交代，他要通過開會來布置雜交水稻的各項任務(wù)。
我還記得他過90歲生日的場景，大家圍繞著他，唱著生日祝福歌。我聽見他在許愿：“要實現(xiàn)畝產(chǎn)3000斤的目標……”而此刻，我想說，袁院士，您就放心吧，這個愿望一定會實現(xiàn)的。
上世紀90年代，袁隆平、辛業(yè)蕓在兩系雜交早稻試驗田里觀察稻谷情況。 年長弟子鄧啟云：他帶我們這些晚輩一路狂奔
我是袁隆平老師的弟子鄧啟云。我從1983年大學畢業(yè)分配到湖南省安江農(nóng)業(yè)學校工作時就認識了他，至今已陪伴他老人家38年了，現(xiàn)在是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我5月21日趕到醫(yī)院時，袁老師身上已經(jīng)插著輸氧機，臨危了。我跟他說了幾句話，老人家有反應(yīng)，但是不能回答了。我說：“袁老師，鄧八克來看您來了。我們現(xiàn)在超級稻研究又取得了新的進展，把您的事業(yè)繼續(xù)往前推進。”“鄧八克”是他2002年給我起的綽號，因為我當時選育了一個超級稻品種，每穗稻谷重達8克，所以他就這么叫我。我去醫(yī)院看望他時，他已經(jīng)好幾個小時發(fā)不出聲音了。可當他聽到我來了，比較激動，努力答應(yīng)了一聲，輕微地點了下頭。我看到他的血壓、心跳等數(shù)據(jù)又上來了一些。在他臨危之前，弟子們和他的兒子們跟他講雜交水稻科研的發(fā)展、產(chǎn)業(yè)化推廣這些事情，他都有反應(yīng)。他在彌留之際，念念不忘的還是雜交水稻事業(yè)。
他被人們稱為“雜交水稻之父”，而雜交水稻真的就像他的孩子一樣，他十分愛惜。他曾寫道：“從把它（雜交水稻）播種到田里面，一直到收獲，我每天只要有時間都要到試驗田里去看一看：它長得好不好，要不要肥料，要不要水，有什么蟲，有什么病。如果蟲來了，那趕緊要治，如果治不好，被蟲吃掉了，那我會傷心的。每天看著它成長，心中無比欣喜。”袁老師也喜歡對水稻有感情的年輕人，他希望他的學生都能懂得這份牽掛的心情。
有一次，我陪袁老師從香港中文大學回內(nèi)地，從溫室?guī)Щ亓?株苗子。路上火車一路顛簸，快到長沙的時候，我一看苗子快死了，當時就傻了。結(jié)果被袁老師罵得要死喲，也沒敢吭聲。一回到實驗室，他就集中精力，好歹救活了5株，我這才松了口氣。袁老師罵人，當場罵完就完了，第二天見面該干啥干啥，好像什么事情也沒發(fā)生一樣。他著急是對事不對人。
在我印象中，他好像永遠年輕。平時，很多事情他都要身體力行地參加。其實他做一些指導，口頭說說就可以，但他不是。2004年，很多科學家到海南參加一個國家高技術(shù)研究發(fā)展計劃會議。74歲的袁老師也在其中。會上，科技部有位處長說，以后像袁院士這樣的老科學家慢慢退出一線了，可以主要培養(yǎng)年輕人，為他們做顧問和指導。袁老師當時就站起來說：“我不是裁判員，我是運動員！”大家都嚇了一跳，然后哈哈大笑起來。后面這十幾年，他一直是這個心態(tài)。
袁老師是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先行者和總設(shè)計師，他帶領(lǐng)團隊不斷攻關(guān)，走向了科學的高峰，讓我國雜交水稻技術(shù)一直遙遙領(lǐng)先世界。他得過很多獎，早已功成名就，但他覺得那是包袱，人的心思不能停留在過去的成績，要向前看。所以我認識他這30多年來，他一直帶著我們這些晚輩一路狂奔，年輕一代的步伐有時候甚至追不上他。有時候一個目標還沒實現(xiàn)，他已經(jīng)定好了下一個目標。雜交水稻的畝產(chǎn)數(shù)字不斷更新，對他和我們而言，像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
大樹雖倒，濃蔭滿地。祝袁老師一路走好。（本刊記者 王媛媛 田亮）
2014年10月10日，袁隆平與鄧啟云在田邊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