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敦煌畫院院長，感受千年之美

每月18日，是敦煌畫院北京分院開放日。人民文娛記者去的那天，是個陰雨天，陸陸續(xù)續(xù)10多個人趕來，進門時，有的人身上還掛著雨滴。
 
畫院的墻上，掛著畫師們臨摹的敦煌壁畫，有大有小。主空間里有一個地方被黑色幕布遮著，走進去是復原的兩座敦煌石窟，里面的壁畫都是泥本臨摹作品。所謂“泥本臨摹”，區(qū)別于紙本臨摹，是遵從“三沙六土一分灰”的古法，取敦煌土、宕泉河水而作，幾乎完全還原了壁畫材質(zhì)。觀眾舉著蠟燭，一邊聽講解員講壁畫的故事，一邊細細地看。“似乎能聞到泥土的氣息。”有人說。
 
參觀完這座“移動的莫高窟”，所有人都被領(lǐng)到二樓的體驗空間。大家依次坐好，每人面前擺著一幅“敦煌手姿”的樣稿，有菩薩手、飛天手、持器手等9種姿勢，上面蒙上一層白色的宣紙，旁邊放著毛筆和墨水。“敦煌壁畫‘以線造型’，手姿主要就是線條的勾勒。”負責講解的老師說，臨摹并不難，重在安靜和專注。每個人都拿起筆，蘸墨、呼吸，小心翼翼地提筆、勾畫。時間仿佛停了下來。
 
同一時間，距離北京2000多公里外的敦煌畫院里，院長宋靈正和畫師們在“面壁”，臨摹莫高窟220窟北壁的《藥師佛經(jīng)變》。這幅作品長6.8米、高3.5米，畫里有樂舞、燃燈、燈樓等，講述如何供奉藥師佛的禮法規(guī)矩，生活氣息濃厚。畫師們從2020年初開始臨摹，預計明年完工。“每個時期的敦煌壁畫，其實反映了每個朝代的歷史、文化、生活氣息和色彩。我們作為壁畫臨摹人，想做一些敦煌與當下連接的東西，把它的當代氣息畫出來。”宋靈對記者說。

在敦煌畫院，有一批像宋靈這樣的畫師，他們把壁畫帶出洞窟，走向大眾。隨著“敦煌熱”不斷升溫，越來越多的畫家、藝術(shù)家、壁畫愛好者，甚至普通人，也拿起畫筆。“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敦煌。每個人都可以畫敦煌。畫院就是這樣一個平臺，把個體聚合在一起，做成一個相互支持的場域，一起接續(xù)1600多年前的美。”宋靈說。
 
近日，敦煌畫院出版了一本書《敦煌如是繪》，以創(chuàng)作者、畫師的視角講述壁畫，“當你拿起筆畫敦煌時，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敦煌”。

 
接手“一把雙刃劍”
 

敦煌畫院坐落在一個三岔口上，往東是莫高窟，往南是月牙泉，往北是進敦煌城的方向。1993年，原敦煌市政協(xié)主席楊士科退休后，心系敦煌壁畫的傳承，找來敦煌研究院美術(shù)所的學者及一批畫家，成立了敦煌畫院，初心便是將千年壁畫臨摹保存，讓敦煌藝術(shù)薪火相傳。
 
臨摹敦煌壁畫，早已有之。近代以來第一人是畫家李丁隴，1938年冬，34歲的他組了一支探險隊，從西安出發(fā)奔赴敦煌，途中人員幾乎散盡，李丁隴最終抵達。在洞窟里，他鋪草為床，衣衫襤褸、形容枯槁地臨摹了8個多月，完成了宏大浩繁的“極樂世界圖”臨摹草稿和100多張單幅畫。之后，他回到西安，舉辦“敦煌石窟藝術(shù)展”，轟動一時。這是敦煌藝術(shù)第一次經(jīng)中國藝術(shù)家之手得以傳播。
 
1941年初，李丁隴攜帶臨摹畫作到重慶、成都，結(jié)識了正在青城山隱居的張大千。受其影響，張大千打點行裝，來到敦煌，開始了長達兩年八個月的“面壁”臨摹之旅。這段時間，他的畫技飛速躍升。同時，因為張大千的名氣，敦煌藝術(shù)也得到了更大范圍的傳播和認知——他在重慶舉辦的臨摹敦煌壁畫展，雖然票價高達50元法幣，售票處仍常常排起長龍，有時竟達一里多長。在戰(zhàn)亂紛飛的年月，兩位畫家開啟了近代敦煌壁畫臨摹事業(yè)。之后，常書鴻、段文杰、史葦湘、李其瓊、李振甫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藝術(shù)家留守敦煌，臨摹壁畫，摸索出一條“補救壁畫”之路——時間這個殺手，正一分一秒地、緩慢地、可怕地、用一種看不見的方式奪去壁畫的光彩和生命。到了上世紀90年代，敦煌壁畫的保護和敦煌藝術(shù)的傳承更加急迫，敦煌畫院的成立恰逢其時。
 
畫院成立時，宋靈剛到敦煌3年。他從小愛畫畫，曾在蘭州跟著師傅學國畫，也學裝裱。1990年，在敦煌開畫店的叔叔把他叫了去。到敦煌后，他第一時間去莫高窟看壁畫，“一下子驚住了，和之前在博物館、畫冊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樣，是自己之前無法想象的，像是打開了另外一個世界”。他一個窟一個窟細細地看，印象最深的就是壁畫上的人線條很粗獷，但很生動，后來才知那種層層疊染的筆法是凸凹法。
 
“當時，敦煌有很多國際游客，尤其是東南亞人。以敦煌為主題的畫特別受歡迎，一張能賣幾千塊，那時一個月工資也就一兩百塊。”宋靈回憶說。他出畫很快，但畫得多了，開始不滿足于畫。他找來許多敦煌相關(guān)的書，研究壁畫背后的歷史和故事。因緣際會，他結(jié)識了楊士科，兩人成了忘年交。2005年，楊士科辭去院長一職，把畫院交給了宋靈，并對他說：“這是一把雙刃劍，要把它做好，做不好會挨罵。”

接手畫院后，宋靈壓力很大。當時的畫院里有一批畫師，默默地、日復一日地臨摹壁畫。他們不計酬勞，忘卻世俗與喧囂。“大都是本地人，臨摹壁畫的手藝好多都是家傳。”宋靈說。副院長沈永平，土生土長的敦煌人，父親有一個同學胡開儒，在榆林窟做保護管理，也畫畫。年少時，沈永平到胡先生家串門，看到很多畫，覺得很震撼，就產(chǎn)生了一個想法——要把這些壁畫畫下來。后來，他到西安美術(shù)學院國畫系學習，跟著老師一起臨摹壁畫，由此走上這條路。還有資深畫師莊生源、敦煌文化講述人李藝等，這樣一批志趣相投的人，因為臨摹壁畫，聚在了一起，常常結(jié)伴從早畫到晚，不知疲憊。

 
帶著溫度的壁畫
 

自2005年接手畫院那刻起，宋靈就開始考慮如何更好地傳承敦煌藝術(shù)。“敦煌壁畫歷經(jīng)1000多年，就像人一樣，已經(jīng)是年老多病了。比如說，顏料層會一片片翹起，逐漸變得酥軟像酥團一樣，甚至開門聲音大一點，都可能會掉落。每去看一次壁畫，就是對它的傷害。”
 
臨摹壁畫是傳承壁畫的一種有效途徑。“但我們當時基本上都是紙上臨摹，紙遇到水就皺了，或者時間久了就發(fā)黃，不好保存。”宋靈說。為此，他去請教專家，和畫師們商量，最終決定回到原點——在泥板上作畫，就像洞窟里的壁畫一樣。但無論是敦煌研究院的老師，還是聘請的畫工，都沒有泥板作畫的經(jīng)驗。
 
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第一年，他們查找史料，對照著剝落的墻斷面的材質(zhì)進行研究，按照古書上寫的“三沙六土一分灰”的比例，調(diào)制泥土制成泥板。但半年后泥板開裂了。又經(jīng)過十多次試驗，有時摻膠，有時加麻布片，有時還加蛋清，最終花了兩三年，才找到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不開裂、不起甲的方法。制作泥板是個漫長的過程，需要耐心和細心，“一般都是自己做，一次做上五六張，20平方米左右，大概花個把月的時間。但這樣的‘慢’是值得的。泥板臨摹出來的畫作是帶著溫度的，不再是冰冷的資料。站在泥板畫面前，眼睛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就是洞窟”。

為了更接近洞窟里的壁畫，宋靈還自己研制上色的顏料。幾年前，有人在莫高窟東南面300公里外的山里探險，途中發(fā)現(xiàn)一些很深的洞，洞里的礦石有顏色，比如朱砂紅、赭石、雌黃，一揉就鋪開來，適合做顏料。
 
宋靈打聽好地址，帶人去采集。那些洞多位于半山腰，需要架梯子、拽著繩索往上爬，再順著山脈往前挖，“找到后很激動，原來莫高窟的顏色在這兒呢！礦石的顏色一層一層的，深淺不一，有些像張掖的丹霞地貌，還有些閃著光的云母”。顏料取回來，稍微研磨一下就可以用了。那一次，他們?nèi)×藘纱?，大概?0斤，扛著下了山。
 
一切準備就緒，接下來就是在泥板上作畫，起稿、修稿、過稿、定稿、敷色、勾線、調(diào)整，共7步。“在泥板上畫，每一筆都格外慎重，下筆的力度、運筆的速度，包括情緒、氣息，都要前后一致，不然就會亂。”宋靈說。飛舞的飄帶、絲絲發(fā)髻、縷縷胡須等描畫起來難度較大，有些長線條往往不能一筆描成，必須中途停頓，調(diào)整筆毫，但又要保持氣脈相連。完成時，為了年代感，他們往往還要進行做舊工藝。
 
他在泥板上臨摹的第一幅作品是《千手千眼觀音》，位于莫高窟3窟南壁。畫中近千只手，只只有變化，只只都生動。當時，宋靈和另一位畫師共同創(chuàng)作。畫之前，兩人先聊一下各自的構(gòu)思，真正畫時便與世隔絕。有時一畫一整天，有時感覺不好就停工一天，最終花了半年多完工。這是敦煌畫院的第一幅泥本臨摹作品，如今成了畫院的“鎮(zhèn)院之寶”。“臨摹一幅作品，不僅要仔細觀察臨摹對象，還要對壁畫內(nèi)容、時代背景、藝術(shù)形式等進行深入研究。只有站在歷史角度，才能通過畫面進入原創(chuàng)作者的內(nèi)心世界。”宋靈說。

臨摹不同年代的壁畫，下筆有不同的感覺，他們慢慢摸索出一些創(chuàng)作規(guī)律。比如敦煌壁畫中的經(jīng)典形象飛天。佛經(jīng)經(jīng)常描述諸天人、天女歌舞或者散花的情景。印度早期的飛天有翅膀，敦煌的飛天則與中國傳統(tǒng)神仙聯(lián)系在一起，只畫幾根飄帶就可以飛起來。“北魏晚期以后，飛天有了更強烈的動感，畫得很輕盈、苗條；到了唐代，飛天體態(tài)優(yōu)美而富于動感，因為國家強盛，再加上不斷吸收、創(chuàng)新、發(fā)展，使敦煌的飛天藝術(shù)達到了最為繁榮的時期。”

就這樣，畫院的畫師們一幅一幅地臨摹，有時站在木架上，有時趴在地上。如今，畫院臨摹的泥板畫有2000多平尺，大都收藏在畫院里，偶爾拿出來展覽。“只想將其好好保存下來、傳承下來。”宋靈說，敦煌壁畫在古代相當于我們現(xiàn)在的美術(shù)館，但要更加神圣。壁畫臨摹是探索歷史和古人心路歷程的有效通路，能讓更多人近距離、長時間地觀摩壁畫，找到跟敦煌親近的感受。同時，也是在為敦煌壁畫“續(xù)命”。

 
無數(shù)人的敦煌
 

近30年來，畫院的畫師們心無旁騖、默默無聞，就像當年的那些畫師們一樣——壁畫的創(chuàng)作者是誰始終是未解的謎團，幾乎很少有人在歷史上留下姓名。“但有一種巨大的滿足感。”宋靈說。每次“面壁”臨摹，就像是在穿越時空，和古人對話。
 
“會去想象古人是怎么畫、怎么起稿的。邊想邊畫，不由自主地就和古人融為一體，好像他的手拿著你的手在畫。”他想得最多的是：古代那些畫師地位并不高，生活也比較困窘，為何會在墻壁上繪出這樣一個富足與喜悅的夢想世界？
 
這是很多臨摹壁畫的人想要去探索的問題。
 
有時，宋靈會和畫院副院長李碩聊天，共同討論敦煌藝術(shù)，討論畫院的未來。關(guān)于未來，李碩并不擔憂。“一切終會消散，而美會留下來。敦煌有一種魔力，可以把很多人聚在一起。”敦煌壁畫塑造了一個絢爛的世界，里面不光有藝術(shù)之美，更有情感之美、精神之美。正因為此，一代又一代人去研究它，一代又一代人去臨摹它、傳承它。“古代敦煌壁畫創(chuàng)作者通過創(chuàng)作壁畫來獲得心靈上的滋養(yǎng)，現(xiàn)代人也依然可以通過臨摹壁畫獲取內(nèi)心的力量。尤其是在快速發(fā)展、充滿不確定的當下，人們更需要心安之處。”李碩說。他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拿起筆，“我以我筆續(xù)敦煌”。
 
宋靈的身邊就發(fā)生了一個關(guān)于“九色鹿的傳承”的故事。在敦煌壁畫中，他最喜歡的就是九色鹿，“無論在什么環(huán)境下，它都是泰然自若的姿態(tài)，即便遇到刀槍加身，它還是那樣不卑不亢地站著，那樣從容，震撼人心”。1980年夏天，上海美影廠的美術(shù)設(shè)計師馮健男帶領(lǐng)團隊來到敦煌，在莫高窟住了23天，研究、臨摹壁畫《鹿王本生圖》，最終完成了動畫片《九色鹿》，在一代又一代孩子心中埋下了真善美的種子，激發(fā)了他們對敦煌的向往。

20多年后，還是個小女孩的秦月語在電視上看到《九色鹿》，被片中善良美好的九色鹿、神秘浩瀚的敦煌奇景吸引。后來，她學美術(shù)、修復古籍，讀研時修古壁畫摹寫與保護專業(yè)，最終走上了臨摹壁畫之路，多次臨摹童年時喜歡的《鹿王本生圖》。今年畢業(yè)時，她臨摹了一幅2.1米高的《普賢變》。4月，她將作品發(fā)布到網(wǎng)上，引來數(shù)萬網(wǎng)友點贊。“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這些美的力量，原來大家都能感受到。”秦月語說，而她也由此找到了連接傳統(tǒng)文化和當代審美的一個通道。

這些年，敦煌畫院一直在壁畫和大眾之間搭橋，讓更多人尤其是普通人參與到臨摹壁畫中來。最早是在敦煌總院，宋靈和妻子設(shè)計了一個“古法臨摹體驗”：先是參觀臨摹壁畫作品，有專門的老師講解壁畫，解讀敦煌文化，分享敦煌的歷史、文化、地理地貌以及敦煌的人文和敦煌精神；之后，參與者親手在泥板上臨摹一幅敦煌壁畫。“有老人，有小孩，有美術(shù)專業(yè)的大學生，也有外國人。每個人的畫作都出人意料。”宋靈說。今年，這一體驗活動推廣到北京分院。
 
“那么，臨摹敦煌壁畫、了解敦煌藝術(shù)和當下的連接到底是什么？”記者問。
 
宋靈說，臨摹壁畫對自己的心靈是一次洗禮，“這恰恰是我覺得它最有價值的地方”。
 
他至今記得，2019年，敦煌畫院舉辦了一場特殊的畫展“回到敦煌”，展出一批自閉癥學生以敦煌為主題創(chuàng)作的畫作。其中有一個高二學生黃太陽，創(chuàng)作了近50幅“敦煌”油畫，配色大膽、萌趣動人。“在他的筆下，敦煌壁畫退去了往日的嚴肅，換上了天真爛漫的童趣?？梢娺@個孩子在壁畫里找到了心靈的安放之處。這就是敦煌壁畫的力量。”
 
而這也是支撐著宋靈和畫師們臨摹壁畫的動力之一。現(xiàn)在的他，每天依然抽時間臨摹，有時也去莫高窟看壁畫。“專家們用臨摹來修復文物，畫家們用臨摹來提高技藝，普通人用臨摹來安定身心。而臨摹壁畫這項事業(yè)讓更多人看到了敦煌，對敦煌產(chǎn)生了興趣。”他說。從這個意義上講，敦煌藝術(shù)因為被臨摹而走出了洞窟，只要更多人了解并參與到欣賞敦煌壁畫中來，敦煌壁畫就不會消失，會一直在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敦煌也不再只是壁畫，而是1600多年來中國人對美的追求，并在這種追求中找到了心的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