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趙戰(zhàn)生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趙戰(zhàn)生，1939年出生于陜西延安，原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延安大學副校長、中紀委副書記趙毅敏之子，曾任中國科學院信息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常務副主任。
“我出生在延安，名字是父親趙毅敏起的，寓意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出生的孩子。父親的一生都在革命，他早年因聲援‘五卅運動’被捕入獄，在獄中加入了共青團，1926年轉為共產黨員。‘九一八’事變當晚，時任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長的父親就住在沈陽的三經路，親身經歷了這場民族災難，見證了日軍的暴行。第二天，他起草了《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九一九宣言’），號召人民奮起抗戰(zhàn)。父親一輩子投身革命，我后來思考，他給我取這樣一個名字，就是希望我能像老一輩革命者一樣，為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而奮斗。”趙戰(zhàn)生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
“戰(zhàn)”這個字伴隨了趙戰(zhàn)生的一生。從延安到北京，從保育院幼童到耄耋老人，已經82歲的趙戰(zhàn)生秉承父親宏愿，依然不停地奮斗著，早已退休的他被返聘為中國科學院大學信息安全研究所戰(zhàn)略研究中心首席顧問，并多次回到延安，向后輩講述老一輩的延安故事。
上圖：上世紀50年代，趙毅敏夫婦在武漢中山公園。下圖：趙戰(zhàn)生和母親凌莎在延安。
介紹冼星海入黨
1938年底，抗日戰(zhàn)爭如火如荼，正在蘇聯東方民族殖民地問題研究院第八分校當校長的趙毅敏向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負責人任弼時提出申請，請求回國參加抗日斗爭。得到同意后，1939年1月，趙毅敏從莫斯科輾轉新疆迪化、甘肅蘭州，顛簸萬里來到延安。不久后，懷著孕的妻子凌莎也追隨丈夫而來。
“那時，為了培養(yǎng)抗戰(zhàn)藝術干部，研究正確的藝術理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我父親到延安時，黨中央的領導人正在開會，通知他立即前去。到達會場時，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把趙毅敏介紹給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決定他到魯藝工作，他懂藝術。’毛澤東隨即對父親說：‘我勸你去了以后，３個月不要講話，不要作報告，先了解情況，把問題搞清楚了再講，講就要解決問題……我知道你不是搞藝術的，但現在需要你去，把干部們團結起來。干的好，再調你的工作。’”
于是，趙毅敏成了魯藝副院長，他與不少知識分子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時，詩人光未然和音樂家冼星海正在商量創(chuàng)作《黃河大合唱》，趙毅敏給予了大力支持。“我父親和冼星海都有留法經歷，因此他們一見如故，有許多談資。我母親是廣東梅縣人，冼星海是廣東番禺人，他們同為廣東老鄉(xiāng)，關系也非常要好。冼星海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喜歡喝咖啡，沒有咖啡豆，他的夫人錢韻玲就把黃豆炒熟后磨成土咖啡；沒有糖，我父親就找組織特批了二斤白糖給他。”
趙毅敏和冼星海時常交流，他們談論文學藝術，談論用西方的樂器演奏民族音樂……在《黃河大合唱》創(chuàng)作期間，趙毅敏講起了自己在東北的經歷，憤怒地譴責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的侵犯、對中國資源的掠奪、對中國軍民的屠殺暴行，給了冼星海許多創(chuàng)作靈感?！饵S河大合唱》一經演出，反響熱烈，火遍了延安，直至全中國。
組織上想發(fā)展冼星海入黨，趙毅敏代表組織和他談話，交流入黨問題。不久之后，冼星海交給趙毅敏一份入黨申請書，詳細地敘述了自己思想上的發(fā)展過程和對黨的認識，表達了加入共產黨的愿望。他對趙毅敏說：“你對我們沒有偏見，我信任你。”1939年6月，在魯藝黨支部會議上，趙毅敏、徐一新作為冼星海的入黨介紹人向組織提出建議，黨支部大會一致通過冼星海入黨。
在魯藝，趙毅敏和作曲家鄭律成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鄭律成原本是朝鮮人，19歲時來到中國，‘七七事變’后奔赴延安，進入魯藝音樂系學習。他的女兒也出生在延安，為了養(yǎng)活女兒，賣了自己的小提琴，買了一只羊給女兒擠羊奶喝，因此他的女兒取名鄭小提。我父親和鄭律成在一塊兒也討論育兒經驗，他說延安的羊很好，奶水很豐富，讓我爸也買只羊喂我。”趙戰(zhàn)生笑呵呵地說。
1939年4月，趙毅敏在慶祝魯藝成立一周年大會上作了報告。毛澤東親自參會，并題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這是毛主席對魯藝以及父親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贊揚。”
組建干部秧歌隊
在魯藝工作一年后，趙毅敏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參與創(chuàng)辦了《解放日報》，后調入延安大學擔任副校長。
“我父親一直從事宣傳工作，在這方面頗有心得。毛主席曾經批評知識分子，說很多人雖然是專家，但對中國的國情不了解，作為一名革命者，要跟中國的勞動人民、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要走出校門，走到老百姓中間去。父親就一直思考怎么讓老百姓明白黨的方針政策。你給老百姓講條條框框的大道理，老百姓也聽不懂，父親意識到，要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去表達。”
趙毅敏發(fā)現，每逢重大節(jié)日，陜北民間有扭秧歌的傳統，于是，他動員干部與老百姓一起扭秧歌來拉近關系。一開始，干部和老百姓都不愿意一塊兒扭，趙毅敏決定先從干部突破，動員中宣部機關干部和魯藝的知識分子學習陜北秧歌。一次，趙毅敏聽說延安的安塞鎮(zhèn)要召開勞動英雄表彰大會，就帶著干部秧歌隊來到安塞，和老百姓的秧歌隊一起扭。圍觀的老百姓看到后，覺得很有趣，就紛紛加入到秧歌隊來，不再排斥和干部一起扭秧歌。
這之后，趙毅敏組織排演了一些秧歌劇來宣傳新的文化科學知識。當時，老百姓的接生方法很落后，小孩出生后，臍帶常用沒有消毒的剪刀一剪完事，很多產婦和剛出生的嬰兒因傷口感染而死亡。根據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的提議，趙毅敏排演了以提倡科學接生為內容的劇目。群眾看了后，感觸很深，很多人哭了起來，他們把演員當成了真的醫(yī)生，對這些演員說：“大夫啊，要是早點認識你們就好了，我們的孩子就不會死。”后來魯藝學生演出的歌劇《兄妹開荒》也大受歡迎，推動了大生產運動。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專門提到扭秧歌一事，說：趙公元帥（趙毅敏）到鄉(xiāng)下去一扭秧歌，從此天下太平。趙戰(zhàn)生自豪地說：“毛主席的意思是說，在我父親的努力下，干部與群眾的關系和諧、融洽了，黨的目標任務，老百姓的心聲通過扭秧歌等活動互相傳達出來，打成了一片。”
左圖：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橋兒溝校址外景。右圖：趙毅敏（右一）在中共七大會議上。
用“羊抵架”打比方
“毛主席對我父親的影響很大。我家住在楊家?guī)X，離毛主席的住處很近，我父親經常去見毛主席，聽他的教誨。”有一次，毛澤東問趙毅敏，共產黨最大的優(yōu)點是什么？趙毅敏沒有回答上來。毛澤東告訴他，共產黨最大的優(yōu)點就在于能夠反省，能夠自我批評。“在延安，我們黨總結過去革命斗爭中的失敗教訓和成功經驗，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風運動，這就是自我反省和批評的作用。”
趙毅敏有時也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中的難題。有一次，他說到一些干部以沒有經驗為由，不愿服從工作分配。毛澤東告訴他，我們原來也不會打仗，都是在實踐中學習，書本知識是間接性的。大家都沒有經驗，你不實踐，我不實踐，經驗能從天上掉下來嗎？毛澤東還教導趙毅敏：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只要不是敵人，就不能跟“羊抵架”一樣，走到獨木橋上頭，我也要過，你也要過，誰也不讓過，犄角一頂，頂到橋底下都摔死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fā)，經過批評和教育達到新的團結。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指點下，趙毅敏大膽地放手展開了工作。“我的父親母親對毛主席都非常敬佩，在延安，他們認真學習主席講話，積極工作。”
趙毅敏的妻子凌莎來到延安后，很快加入了后方工作。1941年，她被派往延安保育院任院長，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任職期間，凌莎非常重視科學、文化知識教育，在“一切為了孩子”的目標下，組織教師親自編教材、配插圖。后來，這些教材和插圖由周恩來、鄧穎超送至重慶保育總會參加全國保育院展覽，獲得第一名，受到保育總會的表揚。
一個革命大家庭
新中國成立后，趙毅敏沒有讓趙戰(zhàn)生進入干部子弟學校，而是把他送進普通學校，跟老百姓的孩子一起生活、學習。“我父親總跟我說，他們那一代打天下是為了讓我們能有安穩(wěn)的生活，那么我們將來干什么呢？要好好學習，建設國家。父親建議我學習自然科學，多掌握科學技術。我上大學時，他將馬克思的一句名言送給了我：‘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路可走，只有不畏艱辛，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趙毅敏不但關心孩子的學習，更關心他們的政治成長。“父親常說人有兩條生命，身體和政治生命。在重視學習科學的同時，還要追求政治上的進步，要爭取參加黨組織。有了這個追求和愿望，就有了靈魂，就會對自己有高要求。”趙毅敏時常向毛澤東看齊，他總對孩子們講：“毛主席對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是很嚴格的，主席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你們知道她們的名字怎么來的嗎？‘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要少說話多做事。所以你們要踏踏實實認真學習，老老實實去做事。”
趙戰(zhàn)生在中學時期，擔任了學生干部。但是，部分同學覺得他雖然可敬，卻不可親，在運動中給他貼了不少大字報，使他一時陷入困惑。
“父親看出了我的情緒不高，就開導我說，要懂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道理。別人批評的話，只要有5%的道理，就應該加以吸收。你當干部，大家對你要求高，指出你有缺點，這是好事情。委屈只能使你麻木，這種情緒要不得。我們黨經常提倡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純潔黨的隊伍的重要武器。”
趙毅敏的開導使趙戰(zhàn)生重新振作起來，他不但認真思考，進行了自我批評，還主動到同學中去，征求同學們的意見。1958年，趙毅敏受邀參加了趙戰(zhàn)生的入黨支部大會。會上，趙毅敏以父親的身份感謝了組織對兒子的培養(yǎng)，也以一名老黨員的身份，提出了對一個年輕黨員的希望。他語重心長地說：“不要以為組織上入了黨（你）就大功告成了，真正的入黨是思想上入黨。從黨的歷史看，在重大的歷史時刻，往往有人會出現動搖，甚至背叛。入黨是奮斗一輩子的事，不是表現一陣子的事。共產黨人就是要在不斷地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
趙戰(zhàn)生（右二）和父母等家人的合影。 1967年，趙戰(zhàn)生和李力結了婚。“我們倆小時候都在延安保育院生活過，我們的母親都在保育院工作過。”李力的父親李頡伯1938年來到延安進入馬列學院學習，在茶坊兵工廠克服重重困難生產了大量軍用彈藥。趙戰(zhàn)生說：“我們的父母都在延安工作、生活過，都為新中國戰(zhàn)斗過、奉獻過，我和李力的結合，又組成了一個革命大家庭。”趙戰(zhàn)生和李力結婚時，正是“文革”期間，趙毅敏和李頡伯都在接受調查，不能和家人見面。“雖然雙方的父母都被調查，但在黨的領導下以及父母平時對我們的教育，我和李力彼此信任，相信終會有正名的那一天。”
趙戰(zhàn)生和李力時刻不忘父輩教誨和延安歲月，多次回到延安尋找過去的足跡。2018年4月，夫妻倆再次回到延安，參觀了當年父輩工作、生活過的舊址，回憶了父輩的革命生涯，并向延安大學校史館捐獻趙毅敏生前手稿、照片等一批珍貴資料。
2018年，趙戰(zhàn)生和李力在壺口瀑布。
“那時的物質生活雖然艱苦，精神世界卻非常富足，這種富足將伴隨我們的一生。”趙戰(zhàn)生說，“每次回延安都會有不同心得。”他在《父親留下的財富》一文中寫道：“順利時和落難時的父親，都表現出了一個革命者的堅強與樂觀，為我們后輩樹立了永世難忘的鮮活的榜樣。”（本刊記者 李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