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冼妮娜在杭州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朱紅羽 / 攝） 冼妮娜，1939年出生于陜西延安，音樂家冼星海之女，曾在大西北國防工廠、浙江圖書館工作。
煙花三月，杭州市西湖區(qū)馬塍路上綠樹成蔭。午間小憩后，82歲高齡的冼妮娜獨自下樓，在吳儂軟語間與相熟的鄰里擦肩而過。她手里拎著一個鼓囊囊的布袋，又挎著單肩包，沒有拄拐棍，也不乘電梯，看見《環(huán)球人物》記者就開心地打招呼，聲音高高的，眼神亮亮的，講話依然帶有一絲西北口音。
冼妮娜是著名音樂家冼星海的獨女，上世紀70年代末從大西北回到杭州陪伴外婆和母親。幾十年過去，她依然心系延安，和黃土高原上的那片土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是土生土長的延安娃”
“我剛出生時聲音就很亮。”冼妮娜對記者說，“我父親當時還贊嘆說‘好一個女高音！’”對延安的那段歲月，冼妮娜懷著滿腔傾訴的熱情。“我小時候，在延安吃得最多的是小米飯，里頭放點南瓜紅棗，算是很高級的。”她給記者看自己珍藏的一張童年照片——4歲的小妮娜嘟著紅紅的小圓臉，手捧媽媽種的番茄，啃得開心。
冼星海與妻子錢韻玲、女兒冼妮娜在延安。 冼妮娜回憶，戰(zhàn)時的延安物資緊缺，每家一個月不足一斤白面。小妮娜卻并不在意這些，每天開飯的號子一響，她就抱起飯缸子往食堂跑。“打游擊嘍！”這是她和小伙伴的“暗號”。“延安《解放日報》曾刊登過丁玲為‘三八’婦女節(jié)所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延安的婦女是比中國其他地方的婦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羨的說——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紅胖？’”
那時候，誰家有吃的，就貢獻出來先緊著孩子吃。當時，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副院長趙毅敏的孩子趙戰(zhàn)生也剛剛出生，沒有奶水喝，冼妮娜的媽媽錢韻玲就把兩個孩子一塊兒喂。于是，不滿1歲的小妮娜和小戰(zhàn)生因為都吃著錢韻玲的乳汁，成了“奶姐奶弟”。二人長大后也一直保持聯系，情同手足。
冼妮娜（右）和趙戰(zhàn)生。 “爸爸是魯藝的音樂系主任，每天忙著創(chuàng)作，有時一連幾天不眠不休，一家的生活全靠媽媽照料。”說起媽媽，冼妮娜很是自豪。出生于湖北咸寧的錢韻玲，是時任上海暨南大學教授、社會活動家錢亦石的女兒，身為大家閨秀的她吃苦耐勞、心靈手巧，看不到一丁點兒“小姐做派”，在延安曾多次被評為三八紅旗手。1942年前后，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奪取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延安軍民展開了大生產運動，實行以農業(yè)為主，畜牧業(yè)、手工業(yè)、運輸業(yè)等全面發(fā)展的方針。“大人們要種地、種菜、紡紗線、打毛衣，我媽媽很能干，打的毛衣款式新花樣多。”冼妮娜說。
看著大人們熱火朝天地勞動，小妮娜坐不住了，嚷嚷著“我也要干活”。她學著母親的樣子打毛線，兩根小樹杈，一雙小手穿來引去，一顆扣子倒也有模有樣地被她打出來了。“妮娜的扣子打得真好看，也給我打兩個？”看見的鄰居都逗她。初嘗勞動的光榮感，小妮娜心里美滋滋的。后來有了自己的孩子，冼妮娜也是親自動手縫棉襖、補褲子、打毛衣、裝被子。
冼妮娜和小伙伴一起撿煤核。 從1939年出生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撤離延安，6年的童年時光，用冼妮娜的話說“在延安過的還是蠻愉快的”。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延安娃，冼妮娜的一生證明了一個道理——“假如你有幸童年時在延安生活過，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論走到哪里它都與你同在。”
“《黃河大合唱》是我的胎教音樂”
當記者問起，現在再回延安還能不能找到當年住過的窯洞時，冼妮娜脫口而出：“門口有石碾子的就是我家。”原來，每次冼星海的學生來找他請教問題，等待的間隙，他們就坐在石碾子上唱歌，這一幕給小妮娜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8年10月，在武漢任教的冼星海接到魯藝師生的邀請電報。于是，他高興地對錢韻玲說：“我們去延安吧，那里有光明的世界。”兩人在奔赴延安的途中結婚。組織上安排他倆住在魯藝旁邊的一孔窯洞里。時年33歲的冼星海先是擔任魯藝音樂系教員，不久擔任系主任，除了負責音樂理論、作曲課程，還教授音樂史及指揮。錢韻玲則進入了該院的高級研修班學習，之后在延安保育院小學任音樂教員。
在冼妮娜的記憶中，延安的一天是伴著音樂開始的。清晨的鐘聲一響，魯藝的學員紛紛起床，隨之而來的，是他們的歌聲。“這邊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那邊是‘風在吼馬在叫’或是“二月里來呀”，大家一邊唱著歌，一邊端著臉盆到延河邊洗漱，開始一天緊張的工作和學習。”冼妮娜時常和小伙伴去看魯藝學員演戲唱歌。“我們看《白毛女》《血淚仇》看完了以后就扮著玩，你演白毛女，我演別的角色，有一句沒一句的在那兒唱，也挺開心的。”回憶起童年，冼妮娜臉上掛著孩子般的笑容。
在延安，冼星海進入創(chuàng)作的巔峰期，《黃河大合唱》正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1939年1月，詩人光未然來到延安和平醫(yī)院養(yǎng)傷。曾與他在上海、武漢合作過的冼星海聽說后，立刻跑了十幾里山路來找老朋友，兩人一見面，彼此都有說不完的話。“我父親給光未然提出再來一次厲害的合作。”光未然便把兩次渡過黃河時感受到的震撼、雄奇、磅礴、悲壯，用5天時間口述了8段、400多行的長詩，并讓演劇三隊隊員胡志濤記錄了。冼星海被詩人激情澎湃的朗誦深深打動。“我父親簡直忍耐不住，一把抓住他的手，說‘我有把握將它譜好，保證在你們三隊離延之前交稿！’”
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的時間里，冼星海憑著“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心”、一杯杯黃豆粉磨成的“土咖啡”，還有光未然送來的白糖，夜以繼日地伏案疾書，光蘸水筆用壞的筆尖就堆成了一個“小山頭”，終于完成了8個樂章的譜曲工作。經過一輪輪緊張的排練和試演，5月11日，《黃河大合唱》在中央黨校大禮堂正式公演，大獲成功。“當時毛主席聽完后，高興地站起來把手舉過頭頂鼓掌。人們都說，從延安的窯洞里飛出了金鳳凰。我父親含著熱淚向大家鞠躬，他的創(chuàng)作得到了主席和人民的首肯，非常高興。演出結束以后，大家唱著‘風在吼馬在叫’離開了會場。”冼妮娜激動地向記者講起這段往事。
一曲《黃河大合唱》，從魯藝唱遍了延安，從解放區(qū)唱到了國統(tǒng)區(qū)，只要有人煙的地方，就有抗戰(zhàn)的歌聲。2007年10月24日，我國第一顆繞月探測衛(wèi)星“嫦娥一號”又將《黃河大合唱》的歌聲帶到了茫茫宇宙。
《黃河大合唱》是冼妮娜的“胎教音樂”，她受藝術的熏陶，在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我喜歡藝術，上高中的時候，就想要學習工藝美術。”長大后的冼妮娜最喜歡國畫和木刻，喜愛版畫家古元先生“新穎又細膩”的木刻作品，只是這顆藝術的種子最終沒有發(fā)芽，而是被另一個使命取代了。
左圖：20世紀30年代末期，冼星海在延安的窯洞里創(chuàng)作。右上圖：冼星海指揮魯迅藝術學院合唱隊排練《黃河大合唱》。
右下圖：《黃河大合唱》部分樂章手稿（ 復印件）和冼星海用過的指揮棒。
“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離開延安的冼妮娜一直沒忘了那片土地，或許正是那一代人專屬的眷戀與牽掛，促使她十幾年后又回到了陜西。1964年，冼妮娜從天津大學無機化工系畢業(yè)，分配志愿第一個填的是服從組織安排，第二個填的就是大西北。“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學了干嗎，學了不就是為祖國服務嗎？”從小理科就不錯的冼妮娜雖然沒有追隨父親的藝術道路，卻用另一種方式將青春揮灑在黃土高原上。她如愿來到陜西國防工廠，參與飛機制造工作，一干就是13年。
歷經抗日戰(zhàn)爭與解放戰(zhàn)爭，舉國上下百廢待興，生活條件依然艱苦，但衣食住行上的困難對于“延安娃”來說不值一提。沒有吃的，就把西瓜皮曬干做成干菜；大冬天炕上鋪蓋太薄，就用雞毛充當鴨絨一樣暖和；納鞋底沒有料子就用玉米皮；腳上生了凍瘡，一走路就往外滲血，沒有藥膏，就用紅薯黏兒敷在傷口上，強忍著痛走路……“努力去做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我理解的延安精神就是艱苦奮斗的精神。”冼妮娜對記者說。即便自己生活尚且艱難，她一見別人有困難，便把省吃儉用省下來的錢傾囊相助。冼妮娜的一個徒弟，因為家里沒錢，婆婆去世也不能去奔喪。冼妮娜知道后，毫不猶豫地拿出剛發(fā)的一個月工資：“不要緊，拿去用。”徒弟的丈夫忍不住感嘆：“你師傅真好。”徒弟驕傲地回答：“我?guī)煾稻褪呛茫?rdquo;
除了艱苦奮斗、無私助人，延安歲月還養(yǎng)成了冼妮娜勤儉節(jié)約的習慣。“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記者采訪當天，冼妮娜身上穿的黑色馬甲是很早之前花5塊錢在街邊買的，一穿就是30多年；一支小學同學送的鋼筆，一直用到現在還小心翼翼地收著。
她更加小心翼翼收著的，是父親的照片、曲譜、書籍、指揮棒等。1940年5月，告別妻子和8個月大的女兒，冼星海遠赴蘇聯執(zhí)行任務——為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進行后期制作與配樂。1945年，在慶?？箲?zhàn)勝利的一場聯歡晚會上，毛主席把6歲的小妮娜抱到腿上：“爸爸要回來了，要見到爸爸了，高興嗎？”還不太懂事的小妮娜呵呵笑著。誰知等來的竟是噩耗。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一家醫(yī)院病逝，年僅40歲。后來，毛主席親筆題詞：“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并對他一生所作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
毛澤東親筆題詞為冼星海致哀。 如今，冼妮娜已是82歲高齡，當記者問她還有什么愿望時，老人說：“我父親為祖國奮斗，立志要‘拯救危難中的祖國’，現在國家已經富強起來，但是我們的使命還沒有完成，要建立強盛的中國，要讓孩子們知道愛國，了解歷史，刻苦學習。再一個就是，戰(zhàn)爭年代我父親的作品丟失的比較多，我想盡辦法要把它們搜集起來。”
采訪結束時，杭州傍晚的暖陽還沒有落下，十字路口熙熙攘攘，剛下班的年輕人步履匆匆，放學的孩子三五成群，嘰嘰喳喳。這滿街的行人大概難以想象，曾經的歷史如何抖落了塵埃，流動至今，而和他們擦肩走過的老人，即使步履蹣跚，依然不停搜尋著關于父親、關于那段紅色歲月中的一點一滴。
“在毛主席、周總理等黨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下，在延安這片土地上，我們感受到的都是積極正面的東西。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是同志，大家為著同一個目標奮斗。”冼妮娜說，“紅色延安是中國進步青年心之向往的革命圣地，雖然艱苦，但生長在這里何嘗不是一種幸運？而這份幸運只有在那片土地上真正生活過的人才能懂得、回味。”（本刊記者 高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