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眼中的唐代詩人居然這么好玩！韓愈是“陽光大男孩”，李商隱是“情急做事”……

一個當(dāng)代作家，看待他的同行——而且還是相隔千年的詩人同行，角度跟普通讀者會有什么不同？

日前，茅盾文學(xué)獎獲獎作家張煒推出文化隨筆《唐代五詩人》，他選取王維、韓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隱五位唐代重要詩人，從歷史、哲學(xué)、詩學(xué)、美學(xué)、文學(xué)史和寫作學(xué)的角度，深入詩人不同的精神和藝術(shù)世界，完成了現(xiàn)代時空下對古代詩人的關(guān)照。

這也是張煒繼《讀〈詩經(jīng)〉》《〈楚辭〉筆記》《陶淵明的遺產(chǎn)》《也說李白與杜甫》《斑斕志》之后，第六部個人古典詩論。

對于這些偉大的詩人，在歷史學(xué)家、古典文學(xué)專家筆下都有不盡相同的論述。但在作家張煒這里，他認為“人性決定詩性”，詩人的道德感、價值觀、身份和立場，構(gòu)成了他們的創(chuàng)作基礎(chǔ)。詩歌既是他們藝術(shù)追求的載體，同時亦是尋求自洽的一種生活方式。

“寫作者除了留下時間和歷史的記錄，留下生命的刻痕，必然公開了自己，其間有多種多樣的可詮釋性。”

比如韓愈，這位曾寫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留給后人“直率無畏”的第一印象的大詩人，在張煒眼中，就是一位凌厲、率真、峻急、火熱的書生，是“一個毫無城府的陽光大男孩”。

“許多時候韓愈的確像個逞強好勝難以成熟的人，從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與喊，因單純而動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審美價值。他的率性使他變成一個生命的風(fēng)火輪，一路燃燒疾馳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燒灼的痕跡。”

“人性決定詩性，韓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辯，使他在對待一切事物，無論是情與景，人與事，都一概全力以赴，興致勃發(fā)。他在闡述事物的過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種決戰(zhàn)的姿態(tài)。”

帶著文人的本真，張煒甚至認為對韓愈的這種看法，肯定不是自己一個，還拉上了另一位文人——“他的多趣與可愛自己并不知道，而蘇東坡多少是知道一點的”。也正是蘇東坡，以“文起八代之衰”的評論，肯定了韓愈“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文學(xué)地位。

對晚唐“小李杜”，張煒表現(xiàn)出了明顯的喜賞和推重。他將杜牧“定格于青俊”，盛贊李商隱的“錦瑟華麗”。但他也反對以“傷感”二字來論李商隱：

“這里唯有‘傷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離詩人似乎有些遙遠，是一種非常外在的，甚至是邊緣的淡淡色澤，核心部分實在是沉郁、悲痛和絕望。”

“這些辭章由于別具一格的果斷、痛哀、敏捷和銳利，從而免除了同類詩章的感傷與呻吟。我們耳熟能詳?shù)哪切┥胍髦?，在李商隱這里殊為少見。”

在張煒看來，李商隱是積極的、想要做事而沒能做成但依然不愿意就此妥協(xié)的。他這樣分析詩人的性格：

“他是一個情急做事之人，而不是一個隱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與規(guī)律，在他來說還難以依從，這與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類職務(wù)上終得度過，然后迎來轉(zhuǎn)機的情況大不一樣。

或許是詩人的幕府生涯過于順暢，兩相對比之下，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結(jié)果就是一次又一次離朝，一次又一次入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