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扁平化”的文天祥：象征著高度自律的人生信念

文天祥已成為傳統(tǒng)士大夫氣節(jié)的象征。（張雅云／繪）

提到文天祥，人們最容易想起的是他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句詩出自《過零丁洋》，“汗青”原本是簡牘時代，以烘烤方式給竹簡除去水分的書寫材料制作方法，后來用作“史書”的代稱。此詩之所以能傳世，還跟它最初公布的情境有特殊關(guān)聯(lián)。

南宋祥興二年（1279），南宋名義上的首都臨安早被攻克。已成元軍俘虜?shù)奈奶煜椋粠У窖律剑ㄔ诮駨V東江門）這個宋朝最后據(jù)點附近的海上。當時，元軍讓他寫一封招降信，勸尚在做最后抵抗的南宋名將張世杰投降。文天祥先是反問：“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繼而被逼迫再三，就抄了自己前不久所寫的《過零丁洋》給元軍首領。這元軍首領是南宋叛將，讀了此詩，只說了四個字：“好人好詩”，對文天祥本人則無可奈何。

不久，文天祥就目睹了慘烈無比的崖山之戰(zhàn)。在被元軍包圍的海上終戰(zhàn)中，南宋的君、將、臣大都蹈海而死，包括陸秀夫。陸氏當時是左丞相，而他不為人注意的另一個身份是文天祥的同科進士。

文天祥、張世杰、陸秀夫，三人同為南宋王朝最后也是最著名的烈士，但論在“汗青”里的地位，文天祥無疑是最高的。從歷史文獻的角度看，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文天祥注重個人行跡的書寫，其書寫又很快被結(jié)集甚至刊布。

文天祥時刻注意記錄個人與家國的大小情狀。實物流傳至今的文天祥最早的作品集，是誕生并刊刻于宋末，入元后又被重新刷印的詩集《新刊指南錄》。

通觀這一詩集，所收主要是文天祥第一次深入元軍大營，舌戰(zhàn)群虜，又機智逃脫的一組敘事詩。各詩都有小序，連起來閱讀，不啻于看一部驚心動魄的文言諜戰(zhàn)小說。但是，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他這次曲折無比深入敵后又千辛萬苦回歸大宋的經(jīng)歷，原本是執(zhí)行一項很無奈的外交任務——給元軍呈上南宋官方正式投降的文表。

風雨飄搖中的南宋小朝廷，為了讓文天祥能接受這一屈辱的差事，還特意給他升任右丞相——而前右丞相陳宜中，因為感知到任務的艱巨和無法承擔的道德后果，在行前就抽身離去了。

文天祥有那個時代十分難得的勇氣和道德責任感，同時也不乏書生意氣。在行前，他賦詩《所懷》：

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為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明月夜推枕，春風晝閉門。故人萬山外，俯仰向誰言？

在抵達敵營，跟元軍首領伯顏交手時，有一段往來之辭，也可見他的特異之處。他開場就否認前任丞相“講解”也就是講和之議的有效性，同時從道義的角度迫使伯顏應承：“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最后，他正色告知對方：我是南宋的狀元宰相，只欠以死報國，刀山火海都是無所畏懼的。

但是南宋的國運，并不是文天祥這樣具有深刻道德責任感的儒士所能支撐的?！缎驴改箱洝分?，文天祥作品集流傳至今且十分著名的還有兩部：一部是《集杜詩》，那是他在京城獄中最后的歲月里以重組杜甫詩的方式，書寫個人、家庭故事與當代歷史的組詩；另一部就是《指南后錄》，寫的是他被元軍俘虜后再度北上的見聞與經(jīng)歷。而《指南后錄》所收第一首詩，就是著名的《過零丁洋》：

和刻本《文天祥指南錄》。

辛苦遭逢起一經(jīng)，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炭譃╊^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能寫出這樣的詩，并且有本事讓敵方把這樣的詩傳播至外界，而為后世廣泛傳誦，文天祥的眼界當然不止于對自身書寫與相關(guān)文獻刊刻傳播的重視。事實上，陸秀夫生前也十分在意個人著述的流傳，但最終沒有付梓傳下來，其中必然有更深層的內(nèi)在緣由。

作為南宋末代丞相，文天祥的位置和宋亡之后的處境，在當時就被置于無數(shù)人的聚焦之下。俘虜他的元朝當局，希望他盡早投降，以顯示新王朝對于舊朝遺臣的巨大吸引力；已經(jīng)失國的南宋遺老遺少們，則期待他盡快自殺，成為一代王朝臣子殺身成仁的典范。

但最后的結(jié)果，無論是元朝當局還是南宋遺老遺少，都失望了。文天祥既沒有投降，也沒有自殺，而是一直熬到了敵人不得不消滅他肉體的那一天。

流傳至今的文天祥形象，多少是有點扁平的。但文獻史料對勘中所見到的文天祥，則要復雜得多。他出生于江西廬陵，是北宋大文豪歐陽修的同鄉(xiāng)，20歲就考取進士，被皇帝從第七名提到第一名，成了狀元。但在仕途的進退中，他屬于那種很早就看透官場的聰明人。咸淳二年（1266），他因故罷官隱居文山時，給友人寫了一封以詩代柬的信，說：“自有溪山真樂地，從來富貴是危機。二三輩行惟須醉，多少公卿未得歸。”后來，他重新出山，所作所為亦與凡常官員不同，《宋史》稱他“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而在被俘北上，數(shù)度自殺未果，到北京又長期囚禁的歲月里，他也偶而會有跟元朝當局談一下條件，想呼吸自由空氣，出來做個普通道士的打算。但無論如何復雜，真實的文天祥，在波譎云詭的易代之際，大節(jié)不虧，底線清晰，絕不做貳臣。在“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的無情現(xiàn)實中，他為南宋乃至整個傳統(tǒng)官僚士大夫階層，保留了最后的尊嚴。

從純文學的角度說，文天祥的詩作整體水平并不算特別出色。但在中國歷史上，文天祥的影響力卻要遠遠大于同時代的其他詩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國人的傳統(tǒng)意識里，人品比詩品更重要。詩如果離開了具體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只有形式的美感，則其在價值世界的評價會相對較低。這當然不能說是一種合乎文學本身特性的評價。但南宋之后以漢族為主體的國家，屢次因為外族的入侵而發(fā)生王朝傾覆的巨變，在那樣特定的歷史時期產(chǎn)生的詩，對于大多數(shù)中國人而言，立場和價值觀壓倒一切，文辭是否優(yōu)美已經(jīng)是第二等的問題了。也正因為此，文天祥《正氣歌》里“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jié)”那樣的簡單排比，會在20世紀中期抗日戰(zhàn)爭中，成為中華民族同仇敵愾的重要精神支柱。

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史的角度看，文天祥是一個象征。他象征著一種高度自律的人生信念，一股百折不撓的浩然正氣。無論面臨怎樣的艱難困苦，經(jīng)歷怎樣的顛沛流離，甚至最后遭受怎樣的殘酷摧殘，作為個體，中國人中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一流讀書人，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作為群體的中華民族，則永遠不會屈服于外部強權(quán)的侵略和干涉。

宋末元初著名學者周密著有筆記《癸辛雜識》，該書續(xù)集里記錄了一則逸聞。有人過河間府，在路邊稍事休息。路旁燒餅店的主人見了，便請他進屋。這家屋里有間亭閣，壁上貼了四首詩，湊近一看，居然是大名鼎鼎的文天祥親筆。那人想不動聲色地撿個漏，說：“此字寫得也好。以兩貫鈔，換兩幅與我，如何？”主人笑答：“此吾家傳至寶也。雖一錠鈔一幅，亦不可換。咱們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個官人，豈可輕易把與人邪？文丞相前年過此與我寫的，真是寶物也。”周密最后感慨，這就是“所謂公論在野人也”。這里的“公論”，無疑是指燒餅店主說的那句“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個官人”。而文天祥之所以當?shù)闷疬@句話，正在于他的身上，充溢著那個時代罕見、又令后世景仰的“天地正氣”。

周密所著的《癸辛雜識》。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