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中共最早的女委員

青年時期的向警予。

　　1928年5月1日，武漢。向警予穿一身灰色格子布棉旗袍，在走向刑場的路上做了最后一次演講。她奮力高喊：“我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向警予，為解放工農(nóng)勞動大眾，革命奮斗，流血犧牲！無產(chǎn)階級團結起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

　　看管她的士兵撲上去，拳打腳踢，不許她開口。向警予掙脫束縛，頭一昂，繼續(xù)高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有人掐住向警予的脖子，抓起地上的石塊塞進她的嘴里，又用皮帶縛扎她的嘴巴和雙頰，阻斷她的喊聲……槍聲響了。33歲的向警予結束了她短暫而耀眼的一生。

　　100年前，向警予是時代的少數(shù)。她是赴法勤工儉學的新女性，也是黨中央第一任婦女部長。毛澤東稱她是“我黨唯一女創(chuàng)始人”。她犧牲后，蔡和森哀痛寫道：“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chǎn)階級永遠的愛人！”

　　100年后的今天，為了寫她的故事，我們采訪了向警予研究會會長舒新宇、研究革命女性的陜西師范大學學者袁玉梅和向警予孫女蔡楠，這些年他們都在不同領域、以不同方式不斷走近她。眼下我們的生活中已有諸多了不起的女性，未來也還需要更多這樣的女性。想必這是人們記錄和紀念向警予的意義所在。

　　1977年，正在湖南溆浦縣文化館埋頭寫作的舒新宇還不知道向警予這個名字。當時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編輯找到這個25歲的年輕人，請他為小讀者們寫一本向警予的故事。他有些擔心：“我不認識向警予是誰呀。”“哎呦，她是你們溆浦縣的大英雄??！”

　　就這樣，機緣巧合，舒新宇走上了尋訪向警予的道路。他前往長沙、武漢、上海、廣州等地調(diào)查走訪，在各地圖書館搜集報刊資料，“能找到的都想盡辦法找到了”。他還采訪了當時仍健在的李維漢、羅章龍、丁玲、王一知等與向警予有過交往的人。沒有錄音機和照相機，就靠筆記，記了7個大本子。

　　同為新民學會會員的羅章龍與向警予有整整10年友誼。他一見舒新宇，就問對方為什么不講溆浦話，他想再聽聽當年向警予的溆浦話。他為沒能勸說她撤退到上海而后悔，每每提及，都動情流淚。

　　作家丁玲從小叫向警予“九姨”，她的母親蔣勝眉是與向警予結拜的姐妹。1928年，丁玲出版小說集《在黑暗中》，主人公都是追求光明的女性。她告訴舒新宇：“取這個書名，就是為了紀念我的九姨。”

　　一個有血有肉的向警予，就是在這些講述中逐漸浮現(xiàn)在舒新宇腦海里的。

　　1895年，向警予出生在湖南溆浦縣的一個商人之家。時值清廷沒落，列強緊逼，救亡圖存迫在眉睫。

　　向警予是幸運的，相比被封建禮教束縛的大部分家庭，父親向瑞齡是一位民主賢達人士，家中并無重男輕女的氛圍。她排行第九，小名九兒，深受寵愛。6歲讀私塾，8歲時成為全縣第一個入學讀新式小學的女學生。聽老師提到“不抗爭便要做亡國奴”時，她哭得傷心。家中幾位兄長先后留學日本，大哥向先鉞是同盟會成員，于是她自小就接觸到了新思想。1912年，17歲的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后轉入周南女校。

　　從少年到青年，用現(xiàn)在的話說，向警予是個元氣滿滿的女孩子。舒新宇喜歡用“風風火火”形容她。她喜歡花木蘭，“會做熱烈的、民族色彩的小論文”，會做體操和翻杠子。她說過:“將來我如做不出大事業(yè)，我要把自己粉碎起來，燒成灰！”后來蔡和森為她寫小傳，提到她“每每這樣激烈地幻想便要大哭一場”。

　　1915年，在聽說袁世凱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后，她和同學們上街演講，說到激憤處，她暈倒在講臺上。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她在湖南帶頭抵制日貨，當眾把日本制造的搪瓷臉盆摔爛在地上，以示決心。

　　“她是演講的好手。”舒新宇說。“參加革命時，她特別喜歡在大街上演講，無論是在法國領導學生運動，還是在上海組織婦女運動，她的演講永遠激情四射。”

　　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前，向警予的思想經(jīng)歷了一個變化過程。最初她篤信教育救國。從周南女校畢業(yè)后，21歲的她回到家鄉(xiāng)擔任溆浦女校首任校長，力倡新學，取消經(jīng)學，主張男女同校，為女孩們解開纏腳布。然而，過程中既受到官方阻撓，又得不到百姓支持。她開始懷疑：教育是否能夠救中國于水火？

　　1919年，向警予參加毛澤東、蔡和森領導的新民學會，思想逐漸傾向革命。同年，她與蔡和森、蔡暢等人赴法勤工儉學。在35天的游輪航程中，向警予和蔡和森經(jīng)常一起觀看日出，討論問題，“向蔡同盟”的自由戀愛轟動一時。1920年，向蔡在蒙達尼結婚，兩人拿著一本《資本論》，拍了一張樸素的結婚照。

　　在法國，向警予白天打工，晚上學法文，不久就能讀法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猛看猛譯之下，漸漸地，她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1920年，她在給父母的信中表明決心：“總要不辱你老這塊肉與這滴血，而且這塊肉這滴血還要在世界上放一個特別光明。”次年，她和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旅歐早期組織。

　　1922年初，向警予回國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黨的二大上，她當選中央委員，出任中共婦女部第一任部長。1924年，她直接參加并領導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煙廠的罷工斗爭。她成長極快。婦女活動家楊之華曾寫道：“我們在平日稱向警予同志為‘祖母’，這雖是叫著玩，但她確實是中國共產(chǎn)黨女同志中最努力的。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上，她確實是女同志中最有力的一分子……”

　　1927年，向警予在武漢負責黨的基層工作，常常奔波在工廠之間，組織工人運動。同時她擔任《大江報》主筆，撰寫社論，文鋒尖銳。白色恐怖蔓延期間，她始終堅守在那里，直至被捕犧牲。

　　助手陳桓喬曾向舒新宇講述在獄中陪伴向警予度過的最后歲月。向警予不愿讓牢房的空氣太沉悶，有時故意引她發(fā)笑，裝作老虎撲人的樣子，嘴里喊著：“桓喬，老虎來吃我們了！”說完哈哈大笑。

　　而有時，向警予又是沉默的，會從內(nèi)衣口袋里拿出兩個孩子的照片，或親吻或貼在臉上，眼眶紅著，嘴里念著：“妮妮、博博，媽媽叫你們呢，聽見嗎？”

　　2005年，舒新宇在深圳的一家書店尋找關于向警予的書籍。他翻開一本書，剛好看到向警予入獄前一年回長沙看子女，照了一張合影。“我一邊看書，一邊聽著書店在放滿文軍的《懂你》，想到這最后一面，想到她這一生，眼淚一下子就流下來了。”

1924年，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后排左二）、向警予（前排右一）等人在上海國民黨執(zhí)行部合影。

　　2017年，袁玉梅在武漢大學寫完了她的博士論文，研究方向就是向警予。作為一個“80后”的女性學者，她對向警予這個人及其思想都感到好奇：“很多人只知道她是蔡和森的夫人，但其實她是中共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位婦女干部，她的婦女思想至今仍有意義。而關于她的研究，深度和廣度都有欠缺，急需補充。”

　　100多年前，中國的婦女界“靜如死海”。出走的娜拉們只是少數(shù)，她們正站在舊社會的懸崖之上，進退兩難。更多的女子依舊被封建禮教緊緊束縛。1919年，長沙發(fā)生了趙五貞事件——因不滿包辦婚姻，出嫁當天她在轎中刎頸自殺，成為當時女性處境的縮影。

　　在這種情況下，向警予的婦女思想與革命思想是同步發(fā)展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通過教育實現(xiàn)女子解放……這些是她去法國之前的主張，就是很普通的自由主義女性解放思想。”袁玉梅說。“標志她的婦女思想發(fā)生改變的，是她在法國時寫的一篇文章——《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

　　在這篇文章里，向警予否定了取得教育平等即獲取婦女解放的觀點，提出打破財產(chǎn)私有制，實現(xiàn)經(jīng)濟獨立，是婦女解放的前提，以及婦女解放應是社會性的，并不僅是個人取得解放。袁玉梅認為：“這代表向警予已經(jīng)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女性問題的理論，并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婦女觀念。”

　　1923年夏天，丁玲在上海見到向警予。“她像過去一樣，穿著布短衫，系著黑色的褶裙，溫文沉靜。”向警予向她描述了自己剛從法國回來就在碼頭上演講的場景：“我剛到廣州，踏上碼頭，就圍上來許多人說：‘來看女革命黨呀！’那時廣州的女子很少剪發(fā)……看我這副樣子，確是特別。我當時一看，圍攏來的人這樣多，不正是宣傳的好機會么。我不管他們是否聽得懂我的話，就向他們講解起婦女解放的必要來了。居然有人聽懂了，還鼓掌咧！”

　　回國后的向警予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chǎn)階級婦女運動。1922年到1925年，向警予主要在上海開展工作，她十分重視女工的力量。“伊們?yōu)榫纫羵兩奈＜?，為抵制資本家過分的剝削，常常自動作戰(zhàn)，屢仆屢起……伊們天然成為婦女解放的前衛(wèi)。”相比之下，她反對資產(chǎn)階級小姐太太“與幾十個人開開會、打打電報，上封書”的表面文章。她認為，只有政治革命是婦女解放的前提，也是唯一途徑。“真正覺悟的中國婦女，必然是一面參加政治改革運動，一面參加婦女解放運動。”

　　她還撰寫發(fā)表了大量文章，通俗易懂，尖銳潑辣。她將受幾千年壓迫的婦女比喻為“生殖機”“灶下婢”，同情她們的遭遇，惋惜她們的麻木。她說：“為花季少女解開裹腳布，為廣大婦女爭取參政權，為底層娼妓尋求獨立人格，誰說我輩不女權？”她喜歡用“親愛的姊妹！”來發(fā)起號召，一個個感嘆號，至今仍在回響。

　　“向警予的很多主張對今天的女性仍有啟發(fā)。比如她主張女性經(jīng)濟獨立，她提出三自原則——各個自覺、各個自決、各個自動。她關注的問題有些也具有先見性。比如她當時就注意到了職業(yè)女性被育兒束縛的問題，她自己就遭遇了這個困難。后來她提出了家務勞動社會化這一觀點，她的簡單設想是：女性在兒童哺乳期，應以母性角色為主；兒童1歲之后，社會應當組織兒童公寓，以此解放廣大婦女。”袁玉梅說。

　　在研究過程里，袁玉梅還注意到，向警予其實也有自己的女性焦慮，這是她普通而真實的一面。比如蔡和森曾在悼念向警予的文章中提到：“每到她個人或同著和森最痛苦的時候，她每每回轉心腸咬緊牙齒這樣的叫甚至這樣的寫道：‘只有為革命死，決不為愛情死！一點淚一點血都應為我們的紅旗而流，為什么為愛情死！可恥！’”

　　“有時我們會忽略，盡管向警予革命資歷老，但她其實還是個年輕女性。”袁玉梅說。“她要強，想展示和男子一樣的工作能力，不由自主會壓制作為女性柔軟、活潑、浪漫的一面。這種矛盾和壓力在其他革命女性身上也能看到影子。這是她們極為不易的地方。”

　　“其實我還是更喜歡叫她‘向警予’，她做了那么多驚天動地的事情，叫她奶奶總感覺有些狹隘了。”向警予的孫女蔡楠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

　　蔡楠從沒有和向警予見過面，但是父親蔡博說她們很像。向警予犧牲時，蔡博只有4歲。長大后蔡博留學蘇聯(lián)，后來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冶金專家。

　　作為晚輩，蔡楠對向警予的印象，大多來自于老照片和書信文稿。尤其是在那些家書里，蔡楠讀到了向警予作為女兒和作為母親柔情似水的一面。

　　1920年，在法國求學的向警予在一張畫有兩個法國小孩的明信片上寫下給父母的家書：“爹爹媽媽呀!我天天把你兩老家的相，放在床上，每早必看一陣。前幾天早晨，忽然見著爹爹的相現(xiàn)笑容，心里歡喜得了不得。……我的爹爹呀，不要愁，你的九兒在這里，努力做人，努力向上。……和森是九兒的真正所愛的人，志趨沒有一點不同的。……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產(chǎn)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紀的小孩子。”

　　1928年，向警予在監(jiān)獄中給蔡和森母親葛健豪的書信中夾帶了短詩，實際上已是托孤絕筆：“小寶寶，小寶寶，媽媽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鳥一樣，在自由的天空飛翔，在沒有剝削的社會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