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5日，作家陳彥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陳彥：1963年生于陜西商洛市鎮(zhèn)安縣，編劇、作家、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駐會副主席。戲劇代表作《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等，曾獲“曹禺戲劇文學獎”“文華編劇獎”。小說代表作《裝臺》《主角》等，2019年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近日，由其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裝臺》熱播。
因為母親生日，作家陳彥最近回了一趟西安。其間，他順道去見了一下老友朱冬平，兩人下館子，吃了一頓羊肉泡饃。朱冬平是土生土長的西安人，住在陜西戲曲研究院旁邊的刁家村，一開始蹬三輪，給人拉貨、搬家，后來機緣巧合，慢慢干起了裝臺，一干就是30多年，成了西安裝臺圈里的名人。所謂裝臺，就是為各種演出搭建舞臺布景和燈光。
飯桌上，兩人拉家常、聊近況。朱冬平說自己最近很苦惱，自從電視劇《裝臺》火了后，媒體都來采訪他。他蹬著三輪車在前面跑，后面攝像機鏡頭跟著追，“一天下來啥也弄不成”。
陳彥聽了，既有些自責，又感到欣慰。自責的是，電視劇《裝臺》改編自他5年前的小說《裝臺》，媒體之所以追著朱冬平跑，是因為他是主角刁順子的原型；欣慰的是，這群隱于幕后的裝臺人終于被推到了前臺聚光燈下。
從西安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在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的辦公室里，陳彥接受了《環(huán)球人物》記者的采訪，談舞臺背后的裝臺人，談舞臺之上的角兒，以及他持續(xù)了40多年的寫作。
還原舞臺背后的人生
陳彥和朱冬平相識于10多年前。當時，他正在陜西戲曲研究院任院長，院里舉辦“西安天天有秦腔”活動，劇場要天天翻臺，工作量很大，為此專門雇了大量農(nóng)民工裝臺。這群農(nóng)民工的頭兒就是朱冬平，大伙兒都叫他“生生”。
“生生，拿陜西話讀‘seng’，前面三聲，后面二聲，有愣頭青的意思。另外，也說他體力好，能下苦。那會兒我辦公室正對著后臺，他一舉一動都看得清楚，經(jīng)常有些箱子一兩百斤重，他自己就扛下去了。”陳彥回憶說。一旦院里有戲上演，劇場就熱鬧起來，白天演員在舞臺上排練，晚上等戲散場，觀眾離開，朱冬平就帶著裝臺工來了，一裝就是一夜。每次給半空燈位槽運燈最苦，要馱100多斤重的鐵疙瘩，他總是帶頭運燈，“他是頭兒，只有這樣做才有發(fā)言權(quán)，才能帶好隊伍”。
院里有四個團，有時裝完臺，欠下勞務(wù)費，朱冬平就直接找院長陳彥。一來二去，兩人熟了起來，成了朋友。那年月，陳彥有晨練和清早背誦的習慣，一早起來到院里，總能看到空地上胡亂仰臥著剛收工的裝臺工。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冬天，他看到下水道井蓋上弓著一個人，后來才知井蓋下面有暖氣管，可以取暖。“這個畫面始終沖擊著我，長期縈繞在腦子里揮之不去。舞臺那樣美麗的地方，背后到底有多少人做出犧牲和奉獻，我特別想把他們展示出來。”陳彥說。
2012年的一天，在戲曲研究院門口，陳彥又看到朱冬平正窩在三輪車廂里，打瞌睡等活兒。他越琢磨越覺得這個人有意思，便開始著手小說創(chuàng)作。他找朱冬平聊，找他的手下聊，聊經(jīng)歷和故事。后來，他白天工作，晚上和節(jié)假日寫作，“一點一點地接近他們，還原他們”。在將近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裝臺》。
由陳彥小說《裝臺》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劇照，這部劇把舞臺背后的裝臺人推到聚光燈下。
在小說中，主角刁順子身上有朱冬平的影子，但也融入了其他裝臺人的故事。他踏實肯干，帶著大吊、猴子、墩子等幾個從鄉(xiāng)下來的弟兄，承接各種演出裝臺的活兒。勞碌的奔波和持續(xù)的病痛外，他的家庭雞飛狗跳，第三位妻子蔡素芬、親生女兒刁菊花、養(yǎng)女韓梅，三個女人紛爭不斷。刁順子人如其名，處事以“順”為先。在外，他對劇團大小演員、導演、領(lǐng)導卑躬屈膝；對內(nèi)，在刁蠻的女兒菊花面前，他唯唯諾諾，喪失了做父親的威嚴和自尊，放任自流，予取予求。有一次，菊花和韓梅打了起來，他沒辦法，一下子跪在女兒面前，兩人才停止廝打。
“刁順子不是純粹的窩囊、懦弱——面對龐大生活場域的碾壓，他必須做出乖順的轉(zhuǎn)圜，才能在無所依傍的境遇下糊口養(yǎng)家。”陳彥說，不管生活如何待刁順子，他都保持善良，幫襯著窮兄弟，撫慰著妻女，凡庸而高尚。
如今，看到自己筆下的一個個人物在熒幕上行走，尤其是看到張嘉益飾演的刁順子，佝僂著背，騎著三輪車走街串巷，陳彥感慨萬千。與電視劇皆大歡喜的結(jié)局不同，小說的最后，蔡素芬離開，刁順子娶了工友的遺孀做第四位妻子，菊花的愛人因販賣假酒獲刑，失去經(jīng)濟支持，整容大業(yè)半途而廢，帶著塌陷的面容再次回到家中，與新繼母戰(zhàn)火再起……
“刁順子繼續(xù)騰挪到原來的屬于自己的軌道里，就像輪回一樣，循環(huán)往復。我覺得現(xiàn)實就是這么嚴峻，不可能一夜之間就被突破掉。”陳彥說，其實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是裝臺人——為自己或他人裝臺，我們每個人也都在舞臺上唱過主角或正唱著主角。
正如作家阿來所說，《裝臺》寫出了古往今來莫之能御、無從逃遁的生命之重。
從農(nóng)民工到“角兒”
在小說《裝臺》的結(jié)尾處，天氣悶熱將要下雨，一群螞蟻開始搬家。“它們沒有忙亂，沒有不安，沒有躁動，只是沙沙沙地進行。”算起來，整部小說共出現(xiàn)了3次螞蟻搬家的場景。
“其實有點兒暗喻，裝臺農(nóng)民工就像這些螞蟻一樣，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心安之處。”陳彥說。他少時在農(nóng)村長大，喜歡看螞蟻搬家，“場面很壯觀，排著長長的隊伍，浩浩蕩蕩。每只螞蟻頭頂都托舉著比自己身體笨重得多的東西，一步一步往前走”。
或許因為自己是從鄉(xiāng)村走出，到城市后，陳彥對農(nóng)民工有一種天然的關(guān)切。在戲曲研究院工作時，他發(fā)現(xiàn)不遠處有一個農(nóng)民工聚集地。研究院外有一道水泥地比較平，經(jīng)常有農(nóng)民工睡在那里，“最多的時候有31人”。深秋的一天，作家孫見喜覺得水泥地涼，同情那些農(nóng)民工，就買了幾床被子送過去，本是好意，卻被一個農(nóng)民工罵了一頓：“你憑什么給我送這？憑什么同情我？”最后，孫見喜又把被子夾走了。
那一刻，陳彥就想“這里面有很多東西值得深思”，他要為這些渺小者、無名者做傳。為更深入了解農(nóng)民工生活，他到西安南郊較大的城中村，如東八里村、西八里村、木塔寨等地，實地走訪。經(jīng)調(diào)查，他發(fā)現(xiàn)在木塔寨，當?shù)赝林?570多口人，住的農(nóng)民工卻有5萬多人。他站在村口觀察，上下班時，人潮浩浩蕩蕩，極為壯觀。走訪中，他遇到了一對打千層餅的老夫婦，家里3個孩子在西安讀大學，為供他們讀書，夫婦二人背井離鄉(xiāng)，到城中村擺攤打餅。
2011年，陳彥將老夫婦的故事寫成秦腔現(xiàn)代戲劇本，取名《西京故事》。“這些底層人物堅持以誠實勞動安身立命，在生存與精神困境的雙重擠壓下，頑強持守做人的底線與生命尊嚴。戲曲是草根藝術(shù)，從骨子里就應為弱勢群體代言。”陳彥說。
之后，《西京故事》上演，首輪演出即過百場，轟動一時。但舞臺演出僅3個小時，做調(diào)研時還收集了很多故事，大都被砍掉。他心有不舍，便將素材整理，寫成50萬字的小說《西京故事》。小說中，既有打餅老夫婦一家的故事，又有城中村土著居民的故事，還有兩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guān)系。
現(xiàn)代戲《西京故事》劇照。
寫完《西京故事》，陳彥才又寫《裝臺》，兩部小說都獲好評。后來有一天，他遇到文學評論家李敬澤，兩人閑聊，李敬澤建議說：“從《裝臺》看，你對舞臺生活的熟悉程度，別人是沒法比的，這是一座富礦，你應該再好好挖一挖，寫個‘角兒’吧。”
陳彥的小說作品《西京故事》和《主角》
早在很多年前，陳彥寫過一個“角兒”的開頭，寫了好幾萬字，卻還茫然不見頭緒。“大概是身在其中，有點‘不識廬山真面目’。”遇到李敬澤時，他正好調(diào)到陜西行政學院，和舞臺拉開了距離，反而豁然開朗。于是在寒暑假期間，他啃鍋盔、沖油茶，開始寫《主角》。因為常年在文藝院團工作，很多故事和場景都信手拈來，寫得很暢快，有時一天能寫1萬多字。
2017年11月，《主角》在《人民文學》發(fā)表，之后《長篇小說選刊》轉(zhuǎn)載。小說跨越了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講述女藝人憶秦娥近半世紀人生，勾連起秦腔的興衰起落，以及兩三百個人物在轉(zhuǎn)型期的沉浮。
兩年后，憑借這部小說，陳彥摘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主角》被認為是一部動人心魄的命運之書，“以中國古典的審美方式講述一則寓意深遠的中國故事”。
一停下來就焦躁不安
陳彥一直在用筆書寫中國故事，無論劇作還是小說，這離不開商洛“文學之鄉(xiāng)”這塊土地的滋養(yǎng)。
上世紀70年代，十六七歲的陳彥在鎮(zhèn)安縣一個文化部門工作。那時，讀書和寫作是年輕人普遍的追求，“能寫點東西，在外面發(fā)表，簡直是轟動全城的事”。他記得，文學雜志《延河》隔段時間就專門編一期類似“鎮(zhèn)安文學專號”，刊登一批好文，將整個縣城的文學青年攪動起來，朝文學之路上狂奔，他自然也被卷入其中。第二年，他在《陜西日報》文藝副刊發(fā)表了一篇散文，激動的一天到街上轉(zhuǎn)了三圈。
散文的發(fā)表，堅定了陳彥寫作的信心。1980年，他寫了一篇小說《爆破》，講一個真實的故事：縣城要改河道，安排了一次大爆破。一個泥瓦匠，靠修房為生，心想爆破后很多房屋會隨之倒塌或受損，自己將會有一大批生意可做。但沒想到，爆破時大山只是輕輕地松動一下，房屋都完好無損，他也由此陷入失落之中。后來，這篇小說發(fā)表在陜西《工人文藝》上。
第二年，縣里委派他寫一個舞臺劇，去參與評獎。“那時候年輕，膽子大得不得了，放現(xiàn)在絕對不敢接這種活。”陳彥說。他寫了一部9幕劇《她在他們中間》，最終獲得省里大獎，他也由此走上戲劇創(chuàng)作之路。那些年，他筆耕不輟，幾乎每年都出一部新作品，有現(xiàn)代戲《丑家的頭等大事》《飛逝的流星》《風暴過藍湖》等，歷史劇《山鄉(xiāng)縣令》，也有方言歌劇《走紅的歌星》，等等。
1988年，陳彥被調(diào)到陜西省戲曲研究院工作，專職從事編劇工作。在創(chuàng)作風格上，他也受到陜西作家們的影響。“陜西的文藝創(chuàng)作有一個特點，比如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都是，注重從生活中汲取營養(yǎng)，注重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路子。”陳彥說。賈平凹也是商洛人，經(jīng)常到鎮(zhèn)安采風調(diào)研，他很早就與之相識。調(diào)到西安后，他經(jīng)常去賈平凹家，見面時偶爾打個小牌，更多是聊天、喝茶、談文學。他寫了舞臺劇，賈平凹也會去看，還會提意見、題詞祝賀。
在研究院的日子，陳彥給自己定了一個規(guī)矩，每天下班吃完飯后，第一時間鉆進書房，拉上窗簾，開始閱讀和寫作。他寫《遲開的玫瑰》，講述女主人公喬雪梅考上了大學，卻因父親癱瘓、弟妹年幼，放棄求學，支撐家庭的故事；寫《大樹西遷》，以交大西遷為背景，講述生在上海、留洋歸來的女教師為和丈夫團聚，來到西安，卻一心想回上海，退休后如愿回滬，才發(fā)現(xiàn)自己的根已經(jīng)移栽到了西部。《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再加上后來的《西京故事》，構(gòu)成了現(xiàn)代戲“西京三部曲”，幾乎包攬了戲劇界所有最高獎項。
《遲開的玫瑰》劇照，這部劇在舞臺上常演不衰。
《西京故事》后，陳彥慢慢轉(zhuǎn)到小說創(chuàng)作上來。2019年年底，他調(diào)入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疫情期間，他基本不外出，除了值班，就是看書、寫作。他剛剛完成了一部長篇《喜劇》，依然是陜西故事，依然和文藝院團相關(guān)，以舞臺上的小丑為主角講述故事。
近兩年，陳彥常常覺得自己像一只陀螺，停不下來，一停下來就感到焦躁不安。他最近正在醞釀一部作品，與天文愛好者有關(guān)，一個是仰望星空的人，一個是眼望大地的人，兩個人之間發(fā)生的故事。
從打餅老夫婦、裝臺人，到自農(nóng)村走出、做過燒火工的憶秦娥，再到舞臺上的“小丑”，總有人問陳彥，為何總是聚焦小人物，為小人物立傳？在他自己看來，世間一切強大的東西，已不需要人再去錦上添花。“我的寫作，就盡量去為那些無助的人，舔一舔傷口，找一點溫暖與亮色，尤其是尋找一點奢侈的愛。”（本刊記者 陳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