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身離開的司馬光

司馬光這一生都在推崇大道直行的儒家理念。（張雅云／繪）

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51歲的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司馬光，鬧出了一樁大新聞：在給皇帝講課的經(jīng)筵上，他跟力挺王安石變法的大臣呂惠卿居然因政見不同動手撕扯了起來。搞得在場的宋神宗都看不下去了，說：“不就是想把事情的對錯搞搞清楚嘛，至于這樣嗎？”后來，事情傳到宮廷外，這事就變成了“地域黑”——當時流行起了一個段子，叫“一個陜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廝合得著”。稱“福建子”，是因為呂惠卿是福建泉州人；而“陜西人”，自然是指司馬光了。

不過司馬光雖然籍貫陜州夏縣（今已屬山西），卻生在他父親當時任職縣令的光州光山（今屬河南），他的名字也來自這一地名。7歲那年，因為機智地以石擊甕，救出落水的小伙伴，他的名字已經(jīng)在京洛一帶為人傳誦。他入仕也很早，20歲就考取進士甲科，步入官場。從華州判官做起，歷經(jīng)權知豐城縣事等職，在28歲時做上了大理評事、國子直講。但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不同的中層干部位置上徘徊。直到43歲，他被提拔修起居注，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才有了跟皇帝直接對話的機會。也是在那一年，在同修起居注的職位上，他遇見了后來一生的對手王安石。

從相知、相惜到分道揚鑣，司馬光對王安石及其著名的熙寧變法的抗爭，在熙寧二年跟呂惠卿的那場搏擊中達到了巔峰。不久司馬光就離開京城，以閑散官的身份退居洛陽。在那里，他接續(xù)了在京城開封沒有做完的一件事，把書局帶到那里，接著主編那部后來令他青史留名的大書《資治通鑒》。

司馬光早年所受的教育和仕進之后所獲的機遇，都使他首先想成為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高級官員，而不是歷史學家。起初，他有機會蒙宋英宗青眼，編寫后來成為《資治通鑒》前八卷的《通志》，是為政治服務；即使到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鑒》，此一目標也未曾改變。

司馬光的改變，始于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對“祖宗家法”的改變，和君主居然下決心支持這種改變。

對王安石個人，司馬光一直保持著一種相對尊重的態(tài)度。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金陵病逝，已回到京城重新執(zhí)掌大權但病入膏肓的司馬光聞訃，還對身邊人說：“介甫無他，但執(zhí)拗耳。贈恤之典宜厚。”但對王安石變法的二號人物呂惠卿等，司馬光則厭惡至極，直斥之為陰險小人；他也準確地預判到，呂某得勢后王安石必受其排擠。他把憂慮和遠見都融進了他主編的《資治通鑒》里，通過經(jīng)筵講史的經(jīng)驗，他認定暫時的轉身離開，去當一個資治的歷史學家，效果應該比直接在朝廷上跟對手打一架要好得多。

他因此把《資治通鑒》的讀者范圍設定在一個相當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層面，就是當下的皇帝、未來的皇帝和所有具有操控國家大政方針的高級官僚。他在《資治通鑒》的不同段落里安排的夫子自道“臣光曰”，雖然形式上仿自司馬遷《史記》各篇里的“太史公曰”，所說的主旨卻非常不同。

他把以德治國理政放在了十分顯著的位置，把“禮”“信”“誠”等傳統(tǒng)儒家理念提到了相當高的高度。他對于漢代以來“人主無過舉”（君主永遠不會做錯事）的流俗之說，作了無情的批判，認為正確的做法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他同時從切身經(jīng)驗出發(fā)，強調(diào)“為政之要，莫過于用人”。

在具體編纂過程中，司馬光對史料的擇取，也無時不與他表面上已經(jīng)轉身離開的北宋現(xiàn)實政治密切相關。比如，復旦大學歷史系姜鵬先生指出，《資治通鑒》卷十七建元元年冬十月條中，所記西漢大儒董仲舒應對漢武帝的著名的“天人三策”，史料來源于《漢書》卷五十六的《董仲舒?zhèn)鳌罚抉R光刪除了原策中幾乎全部有關天人關系的文字，僅留下有關禮樂教化的內(nèi)容，使之成為表達自身施政理念的工具。當然，司馬光并沒有把歷史改頭換面成另外的模樣，他所重視的依然是在史實中追尋歷史的教訓。

有意思的是，這種本應短平快的欽定重點項目，卻延宕了19年，最后的成品是一部多達294卷的正經(jīng)的編年體史書。這19年中，有15年司馬光都處在轉身離開京城之后的那段時光里。

《資治通鑒》。

完成這部傳世之作后不久，司馬光也迎來了翻盤的機會。由于宋神宗突然病故，宋哲宗年幼繼位，大權為高太后所掌，而高太后對于司馬光很是看好，司馬光因此重回中樞領導核心。然而遺憾的是，雖然主編過《資治通鑒》，他好像依然沒有忘記當年跟呂惠卿在圣上跟前的拉扯，晚年深陷其中，對熙寧新法采取了全盤推倒的極端做法，連跟他同屬一個陣營的蘇軾也對這種一邊倒的舉措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在中國歷史上，司馬光的名字是與兩個關鍵詞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其一自然是他著述的最高成就《資治通鑒》，其二則是他為人為政的“正道直行”。

《資治通鑒》在中國歷史學的領域內(nèi)當然有其崇高的地位，無論是編年體還是長編考異法，都為后來的歷史編纂學開辟了重要的方向和道路。但從更廣闊的意義上說，它的影響不止于學界。宋代以后中國社會中處于頂層的君主和高級官僚，有不少人把《資治通鑒》作為執(zhí)政的教科書，用人尤重德才兼?zhèn)洌丛醋运抉R光的教導。中國百姓多喜歡讀歷史，讀歷史又都知曉“以史為鑒”，追溯上去，司馬光和他主編的《資治通鑒》，有一份不可忽視的功勞。

司馬光為人為政的“正道直行”，從以下一則史料可見一斑。晚年時，他重回政治中心，當上宰相后，曾親筆書寫下自己的辦事規(guī)則，公布在所有訪客都看得到的地方。內(nèi)容大意如下：

來訪各位，若發(fā)現(xiàn)國家施政有什么缺失，百姓有什么疾苦，請直接上奏朝廷；我將與同僚商討后，擇其切實可行者進呈圣上，并遵圣旨辦理。若發(fā)現(xiàn)我本人有什么過失，打算給予規(guī)勸指正，那就直接寫密封的書面意見交予門吏后轉給我，我一定警惕自省，改正缺點。關于升遷調(diào)動、昭雪罪名等個人問題，請向朝廷遞呈狀紙，我會跟有關方面的官員集體討論，并落實執(zhí)行。光臨舍下一律不許提及此類私事。

司馬光對于熙寧新政采取的一律推倒的做法，歷來褒貶不一，但不能不承認，在為官的品德上，他自始至終都是表里如一的。也正是因為有如此高尚的品德，他身前就獲得了包括敵對的遼國君臣在內(nèi)的最廣泛階層的尊重；他身后由于政局變動，遭逢名字被刻入侮辱性的黨人碑，卻連刻工都不愿意動刀，說“恐得罪于后世”。他后來是被供入孔廟，與儒家先賢們一同被祭拜的?？梢哉f，在人治而非法治的傳統(tǒng)時代里，司馬光的品行，大體能算是官員作為個體所能達到的高境界了。

明代文徵明所作《獨樂園圖卷》。

司馬光在轉身離開京城的15年里，在洛陽修建了一所園子，自命名為“獨樂園”。園子早已荒廢，20世紀以來，傳統(tǒng)園林研究者通過文獻記載和現(xiàn)存宋代相關圖像，復原了獨樂園的大致規(guī)模和空間結構，并驚奇地發(fā)現(xiàn)司馬光設計的獨樂園，采用的是一種現(xiàn)存中國園林中幾乎看不到的布局方式：中、東、西三路都以軸線控制園林景觀組織。而其背后蘊含的，正是大道直行的儒家理念?？梢娺@位主持編纂《資治通鑒》、畢生光明磊落的宋儒，已經(jīng)把生活、學術和政治理念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