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趙有亮：他重新定義了熒屏上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

7月26日，著名演員趙有亮在日本東京逝世，享年78歲。從藝四十多年，趙有亮曾先后在中國兒童藝術劇院、中央實驗話劇院工作，并曾出任中國國家話劇院首任院長。然而在公眾視野當中，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趙有亮在一系列電視劇中塑造的知識分子形象則更為清晰可感，令人久久難以忘懷。

中國國家話劇院院長田沁鑫發(fā)文悼念：“趙有亮院長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藝術家，同時也是一位非常優(yōu)秀的藝術管理者。在中國的話劇舞臺上、在影視劇里，趙有亮院長以其儒雅的形象、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個又一個經(jīng)典角色。他在電視劇《故土》里塑造的甘于奉獻的醫(yī)生白天明，在電視劇《秋白之死》中塑造的我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在電視劇《孽債》里塑造的云南回滬知青、雜志社編輯沈若塵，在電影《美麗上海》中扮演的隱忍堅強的大哥，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縱覽趙有亮的演藝人生，上海電影家協(xié)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認為主要體現(xiàn)在兩點：一是在80年代初期的電視熒屏上重新定義了中國知識分子形象；二是生動演繹了上海好男人形象。

生活中口吃謙遜 鏡頭前灑脫自如

趙有亮去世后，知名編劇、劇評人李龍吟個人公眾號“散人亂彈”發(fā)文追悼。文中回顧，1984年，上海電視臺郭信玲導演籌拍電視劇《故土》，因為故事發(fā)生在北京，導演希望多用北京的演員。“我當時給導演打下手，幫她找演員。因為剛看過趙有亮演的電影《都市里的村莊》，印象非常好，表演松弛，人物很內斂，符合劇中白天明性格。我就想到了他。”

李龍吟通過自己在中央實驗話劇院兄長的關系，聯(lián)系到時任中國兒童藝術劇院副院長的趙有亮。“第一次同趙老師電話，我就驚著了，當時他家里還沒電話，是在公共電話里接的。他已經(jīng)看過劇本，也希望出演白天明，但我們之間交流，他幾乎每句話都結巴，可沒想到的是我領他第一次同導演見面，他突然就不結巴了，甚至還能和導演用上海話交流。”

《故土》開拍后，趙有亮當時正在中國兒童藝術劇院演出話劇《保爾·柯察金》中的保爾，戲很重。每天晚上演出結束趕到《故土》劇組排練，第二天上午拍電視劇，下午趕去劇場演話劇。李龍吟回憶說，趙有亮在劇組一點沒有官架子，“每天及時趕到現(xiàn)場，收工時，總是幫著舞美部門拿東西，弄得我們這些年輕人也都跟著學。我在戲里也有個角色，有場戲要揪著趙老師打，我還真怕到了現(xiàn)場進不了情景，沒想到試戲時趙老師一副甘愿被打的樣子，一下子就把我拉進戲里。”

“但他身上也有知識分子的尊嚴，講究戲比天大。當時有領導來劇組探班，餐敘時有人起哄讓他表演個節(jié)目，哪怕說句臺詞也行。趙老師當時臉就紅了，說，‘吃飯就好好吃，這不是堂會。我——不演。’后來架不住有人再三勸說，他把飯盒往桌上一摔，‘我那是角色，是個人物，要認真準備才能演，隨便來一句？你當是耍猴兒呢？’”李龍吟回憶說，這是唯一一次在劇組看到趙有亮發(fā)火。

“我愿我的門前，有棵美麗的楓樹……”伴隨著那首令人耳熟能詳?shù)闹黝}歌《我愿》，電視劇《故土》在1984年開播后紅遍全國，中央電視臺也立刻引進播出。這部戲得到了當年的飛天獎和金鷹獎，男主角趙有亮也因此一炮而紅。

上海電影家協(xié)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也提到該劇。“《故土》改編自蘇叔陽的中篇小說，小說本身就很轟動，改編成電視劇后也一度在文藝界引發(fā)了爭論。之前‘文革’時期，知識分子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在影視作品中也經(jīng)常作為‘問題人物’出現(xiàn)，總說他們兩面三刀，對革命不忠誠，立場不堅定。趙有亮飾演的白天明，在熒屏上立住了一位新時期知識分子的正面形象，展現(xiàn)了一代知識分子樸素的愛國情懷。而這又特別符合80年代初的社會氛圍，當時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向科學進軍，很多時代的任務擺在人們眼前，知識分子階層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歷史定位，他們也是勞動人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那個年代，除了《故土》，還有潘虹、達式常出演的電影《人到中年》等一批作品，為展現(xiàn)知識階層的風貌確立了一個新的基調，他們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群眾當中來。同時，除了展現(xiàn)無私奉獻的家國情懷，這些作品中的愛情故事也開始令人向往?！豆释痢防锏膼矍榧m葛，表現(xiàn)出知識階層正直、溫柔、浪漫的一面，這肯定不同于之前英雄人物的情感世界。”石川說。

對于80后觀眾而言，趙有亮的熒屏形象早已定格為1988年同名電視劇中的“好爸爸，壞爸爸”。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副主席、導演尹力同澎湃新聞記者回憶道，“1988年，拍攝電視劇《好爸爸，壞爸爸》，我是第一次當導演。六集電視劇，六個相對獨立的小故事，我當時看劇本的時候，誰來演爸爸？第一個就想到了趙有亮老師，他身上的那種溫柔和儒雅太貼合人物了。戲里更是把一名知識分子在家里手忙腳亂，不善持家展現(xiàn)得令人捧腹。而對孩子呢，又疼愛又管教，演得特別絲絲入扣，鮮活生動。趙老師在生活中有口吃的毛病，但只要站在鏡頭前，一喊預備開始，他就像換了一個人，臺詞也好，表演也好，都是教科書級的。”

戲路單一、塑造精到的“海派男人”

趙有亮出生在上海，1966年畢業(yè)于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后，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中國兒童藝術劇院工作。盡管在上世紀80年代多部影視劇中都是以北方知識分子的形象出現(xiàn)，進入90年代后，趙有亮回到上海先后拍攝了電視劇《孽債》（1994）和《奪子戰(zhàn)爭》（1997）。其中，《孽債》根據(jù)作家葉辛的同名小說改編，該劇講述了五個孩子從西雙版納到上海尋找自己親生父母、多年前返回上海的知青的經(jīng)歷。值得一提的是，兩部電視劇在上海當?shù)厥撞r都采用的是滬語版本。

1992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也在當年設立。“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上海。”石川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上海最憋屈的十年，不管是解放前還是解放后的三十年，上海都是共和國的驕子，但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人們都是在看深圳，看廣東，上海逐漸被拋到了后面，當時的上海人下深圳、闖海南、出國熱，社會上那種焦躁的情緒也漸染進影視作品，最典型的是電影《股瘋》，人們擠公交去上交所。隨著浦東大開發(fā)，上海當時處在重新出發(fā)的前夕。”

在石川看來，“電視劇《故土》還沒有很強的地域性，是對整個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的一種隱喻?！赌鮽返牡赜蛑赶蛐詣t很明確，而且在反映這種焦躁情緒的處理上也比較含蓄理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座城市都是如此。‘文革’期間上海知青支邊插隊，留在當?shù)氐暮⒆?，長大后找來了上海，這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而如何處理好個人歷史的“孽債”，同樣也在比附一座城市該如何甩掉包袱，輕裝上陣。“過去有句話，‘放下包袱，開動機器’，‘文革’結束后我們也在提團結一致向前看。這些話不僅體現(xiàn)了人生哲理，也是社會積蓄力量重新出發(fā)的必然邏輯，并且在文藝作品中以人物命運、人物遭遇的方式展現(xiàn)出來。”

當年有很多類似的影視作品，石川舉例說，比如1992年李少紅執(zhí)導的《四十不惑》，包括2014年王小帥執(zhí)導的《闖入者》。“都展現(xiàn)了一種歷史對現(xiàn)實的強行介入，你過去的經(jīng)歷和生活并不是如煙往事?！端氖换蟆防锢钛┙　⑺蔚さわ椦莘蚱?，面對東北插隊時留下的孩子，最后選擇了退一步海闊天空。這其實都體現(xiàn)了人到中年后，想后半輩子過得好，必須把前半生的問題處理好，而最終解決的方式無外乎都是妥協(xié)。”石川說。

“歷史遺留問題很難處理，尤其孩子是自己的骨血，是活生生的生命，而回到城市的知青很多都已經(jīng)再次成家，面對如此人性的拷問，這個話題尖銳而敏感，所以必須要讓人性中寬容、豁達、諒解的一面釋放出來。趙有亮飾演的《法制與生活》雜志編輯沈若塵，恰恰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他的女兒從云南來上海尋親，趙有亮在眾人當中起到了調和鼎鼐的作用。嚴曉頻飾演他的妻子，并不十分諒解他，處處得理不饒人。沈若塵唯有唯唯諾諾，夾著尾巴做人，把現(xiàn)實生活中的沖突烈度降到最低，展現(xiàn)出一個男人巨大的隱忍和耐心，來化解家庭內部新產(chǎn)生的問題?？梢哉f沈若塵就是當時的熒屏暖男，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名海派丈夫，上海父親的形象。”

在石川看來，《孽債》的成功，趙有亮所飾演的沈若塵，對于彼時社會上矮化上海男人的風氣是一次有力的回擊。“隨著八九十年代上海在經(jīng)濟地位上的跌落，文化領域出現(xiàn)一個趨向，就是通過矮化上海男人，進而刻板化這座城市的性格。當年不少綜藝節(jié)目的小品中，北方演員說話尖聲細氣，好像這就是上海男人了？文化領域亟需出現(xiàn)另一種聲音，趙有亮可能是在無意識當中成了這座城市新的形象代言，上海人并不重利輕義，而是講究契約精神，盡管有委屈但依舊在面對生活的現(xiàn)實困頓，并且積極尋求解決之道。”趙有亮表演的成功之處還在于他可以展現(xiàn)懦弱，但卻不令人生厭，觀眾會體諒他在受夾板氣、左右為難，而不會怒其不爭。

“黃蜀芹導演當年肯定也有相當?shù)奈幕杂X，她也意識到當時上海整座城市正在轉向，才會接手這部電視劇。”石川提出《孽債》的一大創(chuàng)新便是敢于讓演員們在片中說上海話，“劇情里，那群來到上海找父母的孩子們來自云南，面對新的環(huán)境本就無所適從。這些小演員當時也不懂上海話，而飾演父母的演員大都是上海人，片中孩子們看著長輩間講上海話，加劇了他們對這座城市的陌生感和不適，而這就是導演要的效果。我記得當時趙有亮、王英華、金鑫這些上海男演員分別飾演了不同階層的父親形象，他們在片場用滬語念臺詞，現(xiàn)場云南來的孩子們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自然而然就表現(xiàn)出了內心的緊張和不安，不停地問大人‘他們在說什么’。所以根本不用他們去演，角色應有的情緒張力自然就有了。過往，影視劇中只有領袖才可以說方言以體現(xiàn)人物個性，《孽債》很早就注意到方言也是一種表意手段，可以幫助演員進入角色，塑造人物。”

在銀幕和熒屏上飾演了一輩子的知識分子形象，趙有亮的戲路一直相對固定。“包括他在電視劇《秋白之死》里演先烈瞿秋白，也是展現(xiàn)了人物儒雅高貴的風采。現(xiàn)在一說是不是好演員，好像戲路寬是必要條件，其實也不一定。‘話劇皇帝’石揮說過，一個演員并不是什么角色都能演，他只能去找適合自己的角色。石揮演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得心應手，讓他去演大學教授、軍事指揮員就不合適。趙有亮也是，他戲路并不寬，形象永遠就那樣，有點邋里邋遢，頭發(fā)亂亂的，背有點駝，總是一副彬彬有禮、含胸低首很謙卑的樣子，差不多都是跟他自己氣質形象相對吻合的角色，戲路不能算寬，但他絕對是個好演員，每個角色都能拿捏得很精準。”石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