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并非葬花人

在中國文學史中，“葬花”是一個歷史悠長的詩歌意象。

1922年，俞平伯寫過一篇《唐六如與林黛玉》的文章，提出以“葬花”為案例，“唐六如可以做黛玉底前身”；唐寅的《花下獨酌歌》和《一年歌》兩詩“卻為（黛玉）葬花詩所脫胎”；唐寅的《桃花庵歌》與林黛玉的《桃花行》相比，“雖沒有十分的形貌相同，但豐神已逼肖了”。（《紅樓夢辨·唐六如與林黛玉》）俞平伯這樣的論斷發(fā)表后，隨即就遭到一些學者的反駁。鄭振鐸（署名“西諦”）的文章舉出唐代詩人劉希夷的《代悲白頭吟》中的警句“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和“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為證，認為唐寅詩中所啟示林黛玉《葬花吟》的警句不過是對劉詩的仿襲，因此黛玉葬花的原型在劉詩中，而非由唐寅開啟。（《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葬花詞（讀書札記）》）胡懷琛則在鄭文的基礎上，對歷代詩歌中的相關(guān)詩句做了進一步的梳理，舉出了岑參、施肩吾等人相類似的詩語外，還上推到漢代無名氏的《薤露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胡氏認為，只要將此詩略改幾字為“枝上花，何易??？花落明年更復發(fā)，人死一去何時歸”，這首漢代詩歌“那便完全和《葬花詩》相同了”。（《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林黛玉葬花詩考證》）

俞平伯的文章發(fā)表迄今已逾百年。百年以來，有許多新的文獻發(fā)現(xiàn)，而且相關(guān)研究也日趨深廣，因此，對俞平伯文中論斷的問題的認識也相應更廣泛了。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既有研究仍然是沿襲鄭、胡二人的路徑，即以新見文獻指出“黛玉葬花”并非直接脫胎于唐寅事跡和詩歌，而是有著非常廣闊的文學-文化源流。這種拘于文獻-文字學的比擬研究，雖然并非全無意義，但卻遮蔽了更為根本的問題，即唐寅其人與“黛玉葬花”的精神殊異問題。從文章看，鄭、胡二人均未質(zhì)疑“唐寅葬花”逸事的可靠性，后來的學者也順其道而行。日本學者合山究指出：“這確實是葬花的一個先例，只不過這則記事在文獻的真實可靠性上有些問題。因為唐寅的《六如居士外集》是清嘉慶六年的刊本，在明代刊行的唐寅的文集類中，我們看不到這則記事。雖然如此，它的產(chǎn)生卻未必就晚于《紅樓夢》。據(jù)我所知，在清初刊刻的錢尚濠的《買愁集》（卷三“桃花庵”）中也有同樣的記載。我想這則逸事大概并非事實，而是后人對唐寅有名的《落花詩》的一種附會，但至遲在清初它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紅樓夢學刊》2001年第2輯）這是筆者所見的唯一質(zhì)疑“唐寅葬花”逸事可靠性的文章，具有“點醒夢中人”的意義。該文至為重要的是指出：“唐寅葬花”未出現(xiàn)于明代刊行的唐寅的文集類中。

唐子畏居桃花庵，軒前庭半畝，多種牡丹花。開時邀文徵仲、祝枝山賦詩，浮白其下，彌朝浹夕。有時大叫慟哭，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細拾，盛以錦囊，葬于藥欄東畔，作《落花詩》送之。寅和沈石田韻三十首。（《六如居士外集》卷二）

在唐寅文集類書籍中，這個“唐寅葬花”的逸事，只載于唐仲冕編刻的《六如居士外集》。在此書之前，三度編刻《唐伯虎集》的何大成，于萬歷丁未（1607）編刻《唐伯虎先生外編》，其卷三“集伯虎遺事”數(shù)十條，但沒有“唐寅葬花”條及相關(guān)記述。唐仲冕于嘉慶六年（1801）編刻《六如居士外集》三卷，其中卷二為“詩話”，“唐寅葬花”則載于此卷。在《詩話》中的數(shù)十條記述，多數(shù)署有文獻來源，而這則“唐寅葬花”排在卷尾倒數(shù)幾條中，沒有署文獻來源。在《買愁集》中，在這個故事之后，全文輯錄了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詩三十韻》，而《六如居士外集》未錄入此詩，代之以“寅和沈石田韻三十首”。這是兩個文本中輯錄“唐寅葬花”的唯一區(qū)別，此外，兩本文字完全一樣。因為在《六如居士外集》之前，“唐寅葬花”未見其他文獻，唐仲冕輯錄此條“唐寅遺事”當是本于《買愁集》。但是，為何此條不署文獻來源，也許唐氏并非直接錄自《買愁集》，而是間接得之，對于其原本不得而知。當然，也不排除唐氏對《買愁集》之書不以為然，故意略去。

俞平伯認為《葬花吟》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漂泊難尋覓”諸句系由《一年歌》諸句“脫胎而來”。然而，至少自唐代以來，《一年歌》所表達的“歲月不饒人”或“歲月催人老”的主題是普遍流行的，而且表達方式大同小異。比如，白居易的《和雨中花》中說道：“一年三百六十日，花能幾日供攀折？桃李無言難自訴，黃鶯解語憑君說。”相比于唐寅的《一年歌》，白居易這四句詩無疑更可作為《葬花吟》之“脫胎”的原型。俞平伯沒有注意到一個文獻史實：在傳世的唐寅詩文中（包括《花下酌酒歌》《桃花庵歌》《和沈石田落花詩三十首》）沒有“葬花”一詞及相關(guān)表述，與此相符，在關(guān)于唐寅的志傳中也沒有相關(guān)敘述。作為唐寅的摯友，祝枝山受唐寅胞弟唐申（子重）之請，為唐寅撰墓志銘，銘中稱其“放浪形跡”“奇趣時發(fā)”，并說：“子畏罹禍后，歸好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唐伯虎墓志銘》）設若唐寅當時真有“葬花”之舉，祝枝山又是“個中人”，豈有不將如此新特雅韻之事表彰于此墓志銘中之理？

在始刊于明天啟七年（1627）的《醒世恒言》中，馮夢龍的擬話本小說《灌園叟晚逢仙女》塑造了一個愛花、惜花、葬花，與花共生命的“花癡”人物秋先。“若花到謝時，則累日嘆息，常至墮淚。又不舍得那些落花，以棕拂輕輕拂來，置于盤中，時常觀玩，直至干枯。裝入凈甕之日，再用茶酒澆奠，慘然若不忍釋。然后親捧其甕，深埋長堤之下，謂之‘葬花’。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的，必以清水再四滌凈，然后送入湖中，謂之‘浴花’。”秋先惜花志誠，代花乞命，為了護花而遭受了惡霸張委、張霸父子的欺凌、迫害之后，不僅得到司花仙子的救助，而且最終功行圓滿，被上帝封為“護花使者，專管人間百花”，升天成仙。

在中國文學史中，“葬花”是一個歷史悠長的詩歌意象。南朝庾信撰有《瘞花銘》，“瘞花”就是“葬花”。唐宋詩人則以“葬西施”喻“葬花”。如韓偓《哭花》詩說:“曾愁香結(jié)破顏遲，今見夭紅委地時。若是有情真不哭，夜來風雨葬西施。”元代的宋無《綠珠》詩：“紅粉捐軀為主家，明珠一斛委泥沙。年年金谷園中燕，銜取香泥葬落花。”則出現(xiàn)了“葬落花”的表述。這些詩文中的“葬花”主體，是無情摧殘而致花殞落的風雨或日月，或可概言是無情做惡的天。在《灌園叟晚逢仙女》刊出之前，未見有以人為葬花主體的詩文。元代倪瓚遺事中，有記述他令仆人洗梧桐的故事，而張端在墓表中說：“（倪瓚）齋前植雜色花卉，下以白乳甃其隙，時加汍濯?；ㄈ~墮下，則以長竿黐取之，恐人足侵污也。”（《云林倪先生墓表》）倪瓚行事以怪異的潔癖著稱，他對花卉的純潔的維護是出于追求一個清潔的生活環(huán)境。倪瓚還不是（甚至也不可能是）一個“葬花人”。但是，倪瓚的“洗花”行為自然對“花癡秋先”具有“結(jié)胎”意義。在《灌園叟晚逢仙女》里，“花癡”秋先展現(xiàn)的是一個完整的“葬花人”形象，他是馮夢龍對既往葬花意象的深刻轉(zhuǎn)型和人化-人情化結(jié)晶。

先出于《買愁集》，后載于《六如居士外集》的“唐寅葬花”故事，顯然是后世仿襲“秋先葬花”而附會于唐寅。秋先種牡丹，唐寅亦種牡丹；秋先在花下賞花飲酒，唐寅則聚友浮白于花下；秋先因為園中牡丹被張委、張霸父子野蠻糟蹋而慟哭，唐寅則在花下“時而大叫慟哭”；秋先將干花裝入凈甕，親捧其甕，深埋于長堤之下，唐寅則命女童仆將落花裝入錦囊，葬于藥欄東畔。唐寅之葬花，與秋先大不同的是，他不是親手而是命仆人操作拾花、盛花和葬花諸過程。相比于秋先的親手親為，唐寅的“葬花”顯示更多的也許不是對落花的痛惜和珍重，而是一種闊公子般的風雅儀式，與其“大叫慟哭”的表現(xiàn)是大相徑庭的。

其實，唐寅在其《和沈石田落花詩三十首》中是屢屢表現(xiàn)了對落花的悲憫和沉痛之感的，其中一首道：“桃花凈盡杏花空，開落年年約略同。自是節(jié)臨三月暮，何須人恨五更風？撲簷直破簾衣碧，上砌如欺地錦紅。拾向砑羅方帕里，鴛鴦一對正當中。”這一首的情調(diào)、語句確實很近于林黛玉的《葬花吟》了，但是，它又并非葬花詩。“春盡愁中與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風。鬢邊舊白添新白，樹底深紅換淺紅。漏刻己隨香篆了，錢囊甘為酒杯空。向來行樂東城畔，青草池塘亂活東。”這是《和落花詩》的另一首，這一首詩表明唐寅式的傷春悲花真正著眼的只是紅消香殘的春景如何成為酒樂的場景。這樣的態(tài)度，其實在他的《桃花庵歌》和《花下酌酒歌》中表現(xiàn)得更加鮮明和直率。“別人笑我忒瘋顛，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杰墓，無花無酒鋤作田。”（《桃花庵歌》）“好花難種不長開，少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花下酌酒歌》）唐寅于落花所感，自然也是人生苦短，脆弱易逝如嬌花。但他所企盼和張揚的是及時行樂，買醉忘憂。由此，所謂“唐寅葬花”的故事，其淺陋地牽強附會就自不待言了。

與所謂“唐寅葬花”的似是而非相反，秋先“若花到謝時，則累日嘆息，常至墮淚”，“親捧其甕，深埋長堤之下”是與林黛玉之葬花有真正的精神相通的。寶玉見“落紅成陣”“恐怕腳步踐踏了”，則將落花抖落入池水中——這令人想起倪瓚以清流汍濯落花的情節(jié)。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這里的水干凈，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冢，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干凈？”與秋先以甕葬花不同，林黛玉以絹袋葬花，這樣的不同，是很符合兩人不同的性別身份的，而且顯示了秋先之剛、黛玉之柔。再進而言之，他們共同的是要維護落花的純潔，不同的是，黛玉還期盼葬花日久“隨土化了”——這對葬花的遷化的期盼表現(xiàn)了對花更為深刻的生命共情，是一種莊子式的萬化無極的生命哲學投射于香消骨碎的落花。《葬花吟》結(jié)尾道：“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抔凈土掩風流。質(zhì)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林黛玉在自我生命與落花的共情中，并不認為當下的陶醉可為一消愁的途徑。她不企盼一個現(xiàn)實或夢想的輝煌歸宿。“錦囊收艷骨，凈土掩風流”，她只是在如此簡樸、卑微的葬花中規(guī)劃著自己脆弱的歸宿——微弱但堅貞的純凈之歸。這當然與后世所附會的夸張造作的“唐寅葬花”云泥之別。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至少三次提及唐寅（六如、伯虎）。第二回，借賈雨村之口，曹雪芹將唐寅納入正邪兩氣共賦的奇才之列，與古代的許由、陶潛、阮籍、唐明皇、秦少游等和近世的倪瓚、祝枝山等同列。第五回，賈寶玉在夢游太虛幻境之前，進入秦可卿的臥室，“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lián)，其聯(lián)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第二十六回，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才想起來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宮，畫的著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是‘庚黃’。畫的真真的好的了不得！”寶玉琢磨后才知道，薛蟠識字少，誤將“唐寅”認作“庚黃”了。由此可見，曹雪芹對唐寅的特別推崇，他撰寫《紅樓夢》受到唐寅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曹雪芹對他所推崇的先賢的吸收和發(fā)揮，是綜合的、融化的，而其表現(xiàn)形式則是不拘一格、千變?nèi)f化的。在第二十三回，曹雪芹以舞臺化的敘事，先后以讀《西廂記》和聽《牡丹亭》兩個情節(jié)直觀而且隆重地展示了他對這兩部經(jīng)典戲劇的喜愛和推崇，而黛玉葬花則在劇中的春情和自然的春天交織中首次詩意地展開。第二十三回是大觀園開篇第一回，是全部《紅樓夢》的正劇開幕。曹雪芹做這樣的開幕，意旨是將林黛玉的生命悲情熔鑄在元明戲劇文學的至情詩境中，是匯現(xiàn)實的生命感與藝術(shù)的詩意理想于一爐。顯然，就其文學-文化資源論，《西廂記》和《牡丹亭》是明演，而《灌園叟晚逢仙女》是暗示。而唐寅等人的影響，是更加化于無跡的。若拘于文字且不加考辨，則不可避免“黛玉葬花脫胎于唐寅”式的穿鑿附會。

按：本文所論，皆以曹雪芹原著八十回為本，對高鶚（或無名氏）所續(xù)后四十回不予討論。

2023年仲夏，酒無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