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和王安石的“相愛相殺”

故宮南薰殿舊藏《歷代圣賢名人像冊》王安石像

李宗謨《東坡先生懿跡圖》（局部）

蘇軾和王安石，皆為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的門生，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從性格上講，兩人都極有個性，王安石很固執(zhí)，蘇軾是個“大嘴巴”。王安石最愛解字，他曾解“波”字，說波就是水的皮啊。蘇軾說那“滑”豈不就是水的骨頭？

因此，王安石很煩蘇軾，可是蘇軾卻最愛迎煩而上，沒事就問他：“牛比鹿長得壯，鹿比牛跑得快。但為什么三個牛的‘犇’字，意思是跑得快，而三鹿的‘麤’字意思卻是粗壯？”

作為文學(xué)圈同道，王安石和蘇軾惺惺相惜，對對方的文采大加贊賞。王安石寫的詞不多，但一首《桂枝香·金陵懷古》被看成是懷古詞的巔峰之作。連蘇軾看了之后，都大為贊賞王安石寫詞的功力，說王安石真乃野狐精也！而王安石對蘇軾的文采也是贊不絕口，說蘇軾是幾百年才出的大人物。

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兩人互相欣賞；但作為政治人物，兩人觀點不合。

王安石推行新法時，蘇軾經(jīng)常上書反對，王安石雖然愛惜蘇軾的才華，但也知道不可能把蘇軾拉到自己陣營中來。就這樣，這兩位名留千古的大師，在群星璀璨的宋代“相愛相殺”，留下了諸多動人的故事。

學(xué)習(xí)

王安石曾先后求學(xué)于杜子野、田況等，具有廣闊的視野。即使研讀儒家經(jīng)典，也總能說出新穎的見解。

在治學(xué)方面，他最瞧不起的是董仲舒等漢儒胡亂注解經(jīng)典，尤其“天人感應(yīng)”之說更被王安石批評為無稽之談。

他認(rèn)為，讀書人應(yīng)該拋開漢儒的誤導(dǎo)，大膽地去發(fā)現(xiàn)經(jīng)文的“本意”。要通曉儒家經(jīng)典的內(nèi)涵，不能只在儒家經(jīng)典內(nèi)部轉(zhuǎn)圈子，而是要摒除門戶之見，廣讀諸子百家的著作，乃至《素問》《本草》等實用之書，才能在學(xué)業(yè)上真正精進。

對王安石的學(xué)習(xí)方法，蘇軾大為贊賞，認(rèn)為他在學(xué)術(shù)上“網(wǎng)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

作詩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王安石離開鄞縣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jīng)越州（今浙江紹興），登上飛來峰，寫下傳世名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山上的塔高“千尋”。古人常憂浮云蔽日、邪臣蔽賢，但年輕的王安石卻寫出“不畏”二字，表現(xiàn)了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身在最高層”拔高了詩的意境，表現(xiàn)了放眼長遠、高瞻遠矚、俯視一切的豪邁氣概。

這首詩與蘇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脈相承，蘇軾認(rèn)為人們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為沒有全面、客觀、正確地觀察事物，認(rèn)識事物；而王安石則提出相應(yīng)的對策，認(rèn)識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過層層迷霧看到事物的本質(zhì)。

變法

治平三年，蘇軾父親蘇洵去世，他扶送靈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守孝三年之后，蘇軾回到朝廷已是熙寧二年，王安石主導(dǎo)的變法轟轟烈烈地展開。

同年，蘇軾作《議學(xué)校貢舉狀》，反對王安石多錄取贊同變法考生的做法；在《擬進士對御試策》中，蘇軾將新法比作深夜駕車，周圍都是萬丈懸崖，而車夫還縱馬狂奔，隨時會車毀人亡；在《上皇帝書》中，蘇軾認(rèn)為變法“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過于急功近利；在《再上皇帝書》中，蘇軾將變法比作醫(yī)生在患者身上胡亂試藥，不顧病人的生死，他說“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熙寧四年二月又作洋洋萬言《上神宗皇帝書》，主張“結(jié)人心、厚風(fēng)俗、存綱紀(jì)”。

蘇軾的主張可能多屬于老生常談，但他在批判新法時，總結(jié)歷史、分析時事，縱橫捭闔、雄辯滔滔。錢穆先生就指出：蘇東坡的建設(shè)性意見幾無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語言卻才華橫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蘇軾指桑罵槐，舞文弄墨，反對新法，甚至一度動搖了宋神宗改革的決心。盡管如此，王安石還是盡量容忍，不想和蘇軾計較。

御史謝景溫舉報蘇軾葬父途中販運國家專營商品，按照傳統(tǒng)社會的潛規(guī)則，王安石趁此拿下蘇軾輕而易舉。然而在查無實據(jù)之后，王安石沒有動蘇軾一根汗毛。

直到蘇軾做主考官，出題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違背天理，獨斷朝綱，這已經(jīng)超出個人恩怨，屬于“政治陰招”了，王安石才決心把蘇軾趕出朝廷。

在王安石的示意下，熙寧四年四月，蘇軾被貶為杭州通判。此后，在王安石執(zhí)政期間的熙寧七年（1074），蘇軾還升任密州知州，熙寧九年（1076）又遷徐州知州。

用人

為推動變法，王安石努力吸收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參加。例如，熙寧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條例司首次派遣八人“分往諸路，相度農(nóng)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九月八日，張復(fù)禮、李承之又被任命為相度利害官。

對于各地變法的主力——提舉常平司官員，雖然選任方式大致有三種，即皇帝親擢、臣僚薦舉和宰執(zhí)堂除，但在王安石變法時，諸路提舉常平司官員的選任多由中央變法機構(gòu)或王安石本人直接控制。例如，在熙寧二年，諸路提舉常平官剛設(shè)置時，其人選多由置制三司條例司“奏辟屬官”充任。

蘇軾多次上書指責(zé)王安石“求治太急，進人太銳”。對王安石急于求成、一意孤行的行為，蘇軾比喻為“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仆夫又從后鞭之，豈不殆哉？”如此一路狂奔，結(jié)果必然是弊病百出。

對此，王安石不無悲涼地感慨道：洪水是不等人的，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之人它才爆發(fā)。上古時期大臣中只有鯀能夠治水，即使他是禍害，也不能棄之不用啊。

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被逮捕，后在御史臺獄受審，史稱“烏臺詩案”。

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于死地而后快，但宋神宗一時舉棋不定。立國之初，宋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文臣。

王安石為蘇軾做了辯護。此時的王安石雖然退隱了，但宋神宗給了他特殊奏事權(quán)，王安石從來沒有使用過這一特權(quán)，包括他的親兄弟王安禮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說半句。

雖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員，但王安石非常反感這種“因言獲罪”的政治斗爭手法，上書“豈有盛世殺才士乎？”據(jù)史料和宋人筆記記載，“烏臺詩案，上以公疏入方?jīng)Q”。

再加上身患重病的曹太皇太后也出面了，同屬于蘇軾口中“新進”的章惇也積極地營救，并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不違背祖制，再加上宋神宗自己也喜歡蘇軾的才華，免了蘇軾的死罪。

莫逆于心

元豐七年七月，蘇軾抵達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在這里，他會見了罷相八年的王安石。

在蘇軾于八月離開江寧府前，他們曾數(shù)次會面，相談甚歡，其結(jié)果是兩人都有了結(jié)鄰而住的意愿。

王安石和蘇軾在鐘山游山玩水、談詩論佛將近一月。歷經(jīng)無數(shù)政治驚濤駭浪的王安石，深知蘇東坡的性格不適宜官場，他以肺腑之言勸蘇軾求田問舍，遠離政治。

蘇軾在黃州時就曾產(chǎn)生過歸隱念頭，在致王安石書信和致《滕達道書》中，都談起過曾想買田江寧，相伴荊公終老鐘山之下。離開江寧四個月后，蘇東坡又作《次荊公韻四絕》，其三如下：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這是蘇軾歷經(jīng)仕途坎坷之后的由衷之言。四十八歲的蘇軾，在詩中真誠地流露出對六十四歲的王安石這位孤獨和老病前輩的同情與感傷?；蛟S鐘山相會后，蘇軾才對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

制詞

王安石和蘇軾鐘山相會之后不到兩年，宋神宗駕崩，十歲的太子繼位，反對變法的宣仁太后垂簾聽政，改年號“元祐”，起用司馬光為相，盡廢王安石新法。

然而，當(dāng)廢到“免役法”時，已回朝廷任中書舍人的蘇軾堅決反對，他對王安石變法有了新的認(rèn)識，認(rèn)為應(yīng)該保留其中的合理部分，只是司馬光一意孤行，氣得蘇軾回到家中直罵“司馬牛、司馬牛”。

王安石去世后，蘇軾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寫《王安石贈太傅制》，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回避具體政治評價外，給予王安石很高的評價。

按宋史權(quán)威鄧廣銘先生說法，蘇軾這篇“制詞”，至今仍是歷史上最能傳達王安石思接千載、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觀點資料來源于徐富海著的《變宋》和朱剛著的《閱讀蘇軾》，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