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中熱衷調(diào)侃權(quán)力的士大夫們

但又有誰知道，這些特立高標的名士風(fēng)度之下，涌動著怎樣的暗流，那些任誕與不羈的言行之中，拖曳著怎樣的憂傷與無奈的鎖鏈。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還有處有作無，在這真假有無之間，寫盡了一段世事滄桑。睜開眼時，紙端皆是江河曠遠，人間高蹈；閉起眼時，卻只望見世間多少暗涌。

本文為《世說》專題第四篇。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fā)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世說新語·政事》

魯迅評《世說新語》時曾說，“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恰與《世說新語》三十六門的開篇《德行》中對陳蕃（字仲舉）的描述“言為士則，行為世范”合轍。言與行的刻畫，正是《世說新語》的撰述核心，這些言行的主體，均為漢末、魏、晉的士大夫，可稱廣義的魏晉風(fēng)流。

帝王將相在其中，也只見風(fēng)標急智，異行妙語，可以說，在《世說新語》這本著重勾勒士人精神世界輪廓的作品之中，權(quán)力身份反倒退居次席，只能與名士同列。這在中國古代，不能不說是一種罕見的“平等”，更有意思的是，由權(quán)力賦予官僚身份的士大夫們，在《世說新語》中展示的言行，反倒相當熱衷于解構(gòu)權(quán)力，原因何在呢？

《政事》是《世說新語》的第三門，位列《德行》《言語》之后，可見其在作者心目中的重要性，僅次于言、行?？煞浅Ｓ幸馑嫉氖牵墩隆芬婚T前三條的主角都是一個人，陳寔（字仲弓）。

本文出自2023年5月12日新京報書評周刊專題《世說》中的B05。

《政事》無正事？

《世說新語》中的這條記載，很能反映東晉的士風(fēng)乃至整個社會的風(fēng)貌，細究起來，大家會發(fā)現(xiàn)東晉跟我國歷史上的大部分王朝頗為不同。

陳寔是東漢潁川郡許縣人，最高職務(wù)只做到沛國太丘縣長，所以，世人也稱他為陳太丘。陳寔一生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公，再辟大將軍府，東漢末年兩次黨錮都名列其中，隱居二十年，朝廷多次征辟授官都堅決推辭，以德行名聞天下。漢靈帝中平四年（187年）卒于家中，會葬者達三萬余人、車數(shù)千輛，司空荀爽、太仆令韓融等執(zhí)子孫禮者以百數(shù)，大將軍何進遣使吊祭，中郎蔡邕為他撰《陳太丘碑文》，其中贊他“文為德表，范為士則”，上謚為“文范先生”。

陳寔的士林聲望毋庸置疑，在世時“天下服其德”，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次封拜為三公九卿，大臣祝賀時，都會辭謝感嘆，慚愧自己先于陳寔擔當大位，黨禁解除之后，只要三公出缺，就有人提議公車征拜陳寔，卻被他反復(fù)拒絕。在陳寔去世后許久，放牛娃出身的鄧艾，在十二歲時跟著母親到潁川，讀到了《陳太丘碑文》，還受其感染，改名為鄧范，字士則，后來宗族有同名者才改名鄧艾，字士載。

顯然，陳寔作為一個時代的標桿人物當之無愧，可《政事》一門所記錄的三條，都是他在太丘長任上的軼事，相比該門之下的其他主人公，他的職位是最低的，權(quán)力也是最小的，當然，時間也是最早的，行事風(fēng)格上，更是大相徑庭，同列一門相當?shù)眠`和。

先來看第一條，說是陳寔在做太丘長的時候，有縣吏謊稱母親得病請假，事情敗露后被捕，陳寔直接令縣吏殺掉他。主簿請求將此人送入獄中拷打追查其他的罪行，陳寔說：“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记蟊娂?，豈復(fù)過此！”

這話需要解釋一下，東漢時郡縣官吏，除了郡守、丞、尉和縣令、丞、尉為朝廷任命的長吏外，其余屬吏是以廷為朝，以太守、縣令為君，這取的是春秋之義，所以，縣吏欺騙主君才定性為不忠，謊稱母親有病，今天看也是不孝，在陳寔看來，不忠不孝是最大的罪，什么惡事也比不了。

現(xiàn)代法律有個常識是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刑罰的性質(zhì)和強度要與犯罪的性質(zhì)和嚴重程度相適應(yīng)，輕罪輕刑，重罪重刑，罪刑相稱，罰當其罪。陳寔殺死這個縣吏，明顯是輕罪重刑，不符合現(xiàn)代法治文明自不待言，就連秦漢法律的規(guī)定，他也是公然違背的。

據(jù)《后漢書·襄楷傳》記載，東漢明帝時曾定下制度，天下死刑都要上報朝廷，得到批復(fù)后再執(zhí)行，這是為了“重人命”，可東漢中后期幾十年間，地方長吏嫌程序繁瑣，在獄中直接殺死犯人，事后上報為病亡，朝廷也聽之任之。陳寔殺吏，無疑也是一樣的套路，可《世說新語》記錄這段春秋決獄的邏輯，分明是褒揚的態(tài)度。

南宋刻本《世說新語·政事》。

如果說，陳寔此舉，還算是便宜行事的話，第二件事，就完全是對朝廷律令邏輯的反動了。說是有盜賊劫財殺死人，主管的官吏抓住了犯人，陳寔還沒趕到事發(fā)地，半路聽說有一家人生子后殺嬰的，立刻調(diào)轉(zhuǎn)車頭去管這件事。主簿說，盜賊事大，應(yīng)該先查辦，陳寔回復(fù)：“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這里最重要的時代背景就是主簿所說的“賊大”，東漢承襲了秦朝、西漢的上計制度，“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谷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計）簿。”一縣主官每年最重要的考核指標之中，戶口數(shù)、墾田數(shù)、錢谷收支，都是日常工作，一任縣令再是勸課農(nóng)桑，也不見得有多大的政績，可盜賊多少，卻是一目了然的事，也是真正的政績指標。

比如列名于《漢書·循吏傳》的西漢潁川太守黃霸，政績的一項就是獄中八年沒有重罪的囚犯；西漢渤海太守龔遂，單車上任，郡中因連年饑荒為盜的百姓，“棄其兵弩而持鉤鋤”；西漢南陽太守召信臣治政，令“盜賊獄訟衰止”。列名于《后漢書·循吏傳》的東漢雍丘令劉矩也務(wù)求息訟；東漢不其令董恢則是“牢獄連年無囚”。

所謂“循吏”就是“奉法循理之吏”，陳寔算嗎？顯而易見，陳寔在太丘長任上的治政原則，符合春秋之義，自然之性，卻絕不符合朝廷的法度和行政程序，至于它屬于什么性質(zhì)的政事，《世說新語》的編撰者，通過第三條“陳元方候袁公”中陳紀（字元方）之口，作出了解釋。

陳紀是陳寔的兒子，他十一歲時曾拜訪袁公。袁公問他：“你父親在太丘縣任職時，遠遠近近的人都稱頌他，他都做了什么呢？”陳紀說：“老父在太丘時，以德安撫強者，用仁撫慰弱者，讓他們隨心安居，時間長了就越發(fā)敬重我父親。”袁公說：“我曾做過鄴縣令，也是這么做的，是你父親學(xué)我，還是我學(xué)你父親？”陳紀說：“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這一段與該門中其他條目不同，不涉及刑獄、選舉、文書、議政、勤儉任何一項的具體政務(wù)，而是專門的評價，先是提煉出了陳寔治政的精髓“恣其所安”，這與《史記·律書》中司馬遷所說的“人民樂業(yè)，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可謂一脈相承，而陳紀之后以周公、孔子比擬陳寔與袁公，則點明了，二人的治道殊途同歸，都是圣賢之道。

以此言之，則《政事》一門中選取的人物故事，脈絡(luò)自然明晰。

其后有三條，為西晉重臣山濤的事跡。山濤本為竹林七賢之一，在魏晉禪代之際，最終投向了司馬氏新朝，并推舉好友嵇康為官，結(jié)果遭到了對方公開絕交的拒絕，待到嵇康被殺時，又將自己的幼子嵇紹托付給了山濤。

而山濤在西晉也頗受重用，尤其是典選舉，“舉無失才”。

在這之后，則是一條山濤舉薦嵇紹的記載，嵇康被殺后二十年，時年二十八歲的嵇紹被山濤推舉為秘書郎，晉武帝直接任命嵇紹為秘書丞，嵇紹于是問山濤怎么回事，山濤說，我替你想了很久了，并借用了《周易》中天地盈虛的道理解釋，就像天地四時，有開始就有結(jié)束，雖然司馬氏于你有殺父之仇，你得向前看不是？

嵇紹出仕之后，挺身衛(wèi)護晉惠帝司馬衷，留下了“嵇侍中血”的典故，成為忠臣的代名詞，可后世論者對嵇紹仕晉，卻并不寬容。朱熹、王夫之則根本不認可蕩陰之忠，認為他罔顧殺父之仇，“不孝之罪通于天矣！”

如果將陳寔的三條與山濤的三條對照，恰可形成一個對比，面對政治與人倫的選擇時，陳寔所選都是自然人倫，而山濤所重，卻是皇權(quán)政治，人物的臧否自在其中。

更有意思是，其中選擇了庾冰、王導(dǎo)、何充等幾位東晉名臣的故事，竟然涉及的是辦公態(tài)度。

一條是盛夏中王導(dǎo)探望庾冰，勸他，天氣熱，處理公事可以簡略一些，庾冰反駁，如果你留下公事不辦，天下人也未必覺得妥當。一條是王導(dǎo)晚年幾乎不辦公，只在任命文書上簽字畫諾，自己感嘆說，別人都說我老糊涂了，后人恐怕會懷念我的糊涂。再一條，則是王濛、劉惔和支道林一起看望驃騎將軍何充，何充看公文沒理他們，王濛說，我們是想找你談玄的，你怎么一直看這些東西？何充回復(fù)：“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對此，顧炎武在《日知錄》犀利地抨擊：“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于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于禽獸者也。”

居官無官官之事，

處事無事事之心

現(xiàn)實是，《政事》一門中其余東晉故事多如此類，輕刑、免罰，甚至隨意處置公事，如果說東漢的主題還是捍衛(wèi)名教，西晉的已經(jīng)是忠孝取舍，到了東晉，干脆是做事不做事了，哪怕如桓溫、謝安等風(fēng)流人物，見諸記載的也很難說是善舉。

桓溫在荊州時，想要廣布恩德，恥于嚴刑，屬官令史當受杖刑，棍棒只在衣服上滑過，桓溫的兒子桓式年輕，看到這場景，對桓溫說，這棍棒上接云腳，下擦地皮，桓溫說，就這樣我還怕打得重了。

至于謝安輔政時，兵戶徒眾紛紛逃亡，躲藏在建康秦淮河南塘的船里，有人建議去搜檢一番，謝安不同意，說，要是容不下這些人，“何以為京都？”

單拎出來，句句都是妙語，可作為執(zhí)政者明知問題存在，卻無所更張，原因何在呢？

答案就在《任誕》一門中王恭（字孝伯）的妙語中：不必有奇才，只需“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就可稱為名士。

喝酒、讀離騷都不難理解，常得無事中的“事”是什么呢？正是“政事”的事，確切地說，是“事功”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如孫綽在誄文中對早逝的劉惔的評價“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通俗地說，干什么不吆喝什么，卻被當時人視為名言。

魏晉墓壁畫中的官員圖像。

列名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擔任步兵校尉的前因，竟是因為官署的廚中有三百斛佳釀的舊藏，就理直氣壯地為酒求官；而王徽之任桓溫的騎兵參軍之后，更是一不知道自己的職責(zé)，二不知道存馬的數(shù)量，三不知戰(zhàn)馬的損耗，反倒以妙語回復(fù)長官：“未知生，焉知死？”可以說是理直氣壯地尸位素餐。

關(guān)于這種現(xiàn)象的成因，前賢議論甚多，有提及士族腐朽的，有談司馬氏得國不正，回避忠而提倡孝的，也有談到漢末、曹魏、兩晉之際權(quán)力斗爭殘酷，士大夫不得不寄情自然以逃避政治的，可謂各持一端，但往往只能解釋個人的旨趣，卻對整體的政風(fēng)少有著墨。

其實，在《政事》一門中已有觸及。賈充為西晉定律令，和羊祜一起找太傅鄭沖征詢意見，鄭沖推脫，我是愚昧怯懦之人，搞不懂法律嚴明的要旨，還是賈充說，這是皇帝要你稍加潤色，鄭沖才草草提了一點意見。可見，鄭沖并非不懂，而是刻意藏拙，原因何在呢？

如前文所述，陳寔所處的東漢末年，由于朝廷昏暗，士大夫居下治政，還有維護名教秩序的動機，是在朝廷賴以治下的律令秩序下，理直氣壯地選擇春秋之義；待到魏晉禪代之際，君臣父子的基本倫理顛覆，權(quán)力控制下的律令秩序卻得以延續(xù)，曹魏《黃初律》、西晉《泰始律》的編撰無不建立在前代律令的增刪之上。

這就意味著，對社會公共領(lǐng)域起到根本約束作用的禮法，徹底倒向了權(quán)力主導(dǎo)，盡管魏晉新律在名義上進行了儒家化改造，其基礎(chǔ)卻始終是秦漢律令傳統(tǒng)，直白地說，就是暴秦遺傳下來的系統(tǒng)性殘酷。在此條件下，政權(quán)對強宗弱民的“恣其所安”，已經(jīng)不再有東漢末期士大夫依托儒家倫理對現(xiàn)實黑暗糾偏的功能，而是淪為了現(xiàn)實社會中恃強凌弱的幫兇。

在此條件下，《政事》自然演變成為各種“名士”的言行表演賽，待到終章，已經(jīng)是“不知治化何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