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參與，今生無悔”

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今年4月，一群老人相聚在杭州，目的就是慶祝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0周年。2024年9月，《環(huán)球人物》記者通過這次聚會的線索輾轉找到徐華生、許錫章、鄧建國、周仲興，他們都曾親歷“兩彈一星”事業(yè)，是這成千上萬人中的一分子。

“您懷念那段歲月嗎？”當《環(huán)球人物》記者分別向這4位老同志問起這個問題時，他們的答案十分一致：“怎么會不懷念呢？”

他們會頓住、沉思，再接著講：“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們所有的參試人員，沒有誰是為個人爭名、為個人爭利，也絲毫沒有想要為自己將來作什么打算，而是一心想著可以到國家需要的地方去，為國家的強大效力。”

老人們都已80多歲高齡，他們都是“兩彈一星”這個長而精密的鏈條中某個細小環(huán)節(jié)的執(zhí)行者，他們名不見經(jīng)傳，親歷的故事也不為人所知。

在采訪中，他們融入骨子里的保密思維帶來了大量模糊表述。采訪結束后，老人們嚴謹又熱情地幫助我們做了訂正，才最終成稿。他們讓我們一次次想起那首歌：“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個；在奔騰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不需要你認識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進，融進祖國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國不會忘記，不會忘記我。”

有一種榮譽感和使命感

徐華生參加聚會的次數(shù)其實不多，大家開他玩笑，“搞理論的嘛，架子大噢！”

1962年，徐華生從北京大學數(shù)學力學系畢業(yè)，來到二機部九所，參與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多項理論計算工作。1983年，他回到杭州，成為一名普通科研人員，“出來時兩手空空，成果、論文留在保密室里，以前在哪兒、做什么，從不和其他人說”。正因為這樣，他很少參加聚會，因為不談過往已經(jīng)成為他的習慣。

20世紀60年代的徐華生。

以下是徐華生的講述：

1962年，我24歲，畢業(yè)后原本要去上海交通大學任教，有一天突然接到調令，我被重新分配到了九所。之后去報到，就知道了我們單位要造原子彈。

當時，我們還進行了保密宣誓。保密要求很多，在哪兒辦公、做什么，都不能說。如果談戀愛，不能帶對象在單位附近散步。其實，大家都知道，第一顆原子彈對我們國家來說，意義太重大了，大家的保密意識都很強。

原本不能去上海，我的情緒有點低沉，這下心情好一些了——有一種榮譽感，畢竟能被選進來的是少數(shù)人；還有一種使命感，一定要把原子彈搞出來。那個年代，大家的愛國情感都很濃烈。我上初一時，和兩個同學合寫了血書，要求參軍去抗美援朝前線，學校當然沒有同意，讓我們好好學習。

進九所時，原子彈的理論模型、前期工作都已經(jīng)定下來了，我們同批大概10個新人做的是“掃尾”工作。但大家很有創(chuàng)新的勇氣，希望為原子彈的爆炸成功出點力。大家提出好多方案：原子彈結構還有沒有可能改變？能不能小型化？核材料怎么碰撞更厲害一點？我們用計算尺算，一算起來就不分晝夜，所以單位大樓每晚都是燈火通明。

相比原子彈，氫彈的研制我參與得更多一些。

當時，全國只有中國科學院和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華東計算所）的計算機運算速度較快。九所也有一臺烏拉爾計算機，每秒運算100次，而華東計算所的J501計算機每秒運算能達到5萬次。1965年，在于敏的帶領下，我們帶上鋪蓋就去了上海。當時很開心呀，上海的食堂好吃，一個女同事打飯時要了5兩米飯，大家都笑了，因為上海姑娘打飯是半兩、1兩。

1965年9月，于敏帶領一批年輕科研人員赴華東計算所進行攻關。圖為科研人員在使用的J501計算機。

研制原子彈時，我們對原子彈的爆炸原理沒有疑惑，但氫彈不一樣，氫彈的熱核材料具體是如何被激發(fā)的，沒人有概念。起初，我們鉆進了一個誤區(qū)，想用炸藥激發(fā)氫彈的熱核材料。但是，對不同模型的數(shù)值模擬結果分析后發(fā)現(xiàn)，無論怎么提高炸藥利用率、改變氫彈結構或者做出其他路徑的嘗試，都點不起那些熱核材料。這時，于敏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用原子彈的爆炸能量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帶著我們在這個思路下做計算，常常一算就是一通宵。

在上海待了3個多月，我們這個華東計算所的編外“五班”，終于取得了氫彈原理和構型的關鍵突破。這就是后來所說的“百日會戰(zhàn)”。

我們在上海開了慶祝會，會上，于敏還講了笑話。他說，有個只有3根頭發(fā)的人去理發(fā)，理發(fā)師怎么理？“啪——”先理掉一根。剩下兩根弄一個發(fā)型吧，一邊一根。剛梳完，第二根也掉了，干脆剃成光頭。他說完，我們就笑了，因為于敏的頭也快禿了。

現(xiàn)在，提起氫彈爆炸成功，大家的第一反應是1967年。但在我們看來，中國氫彈爆炸成功的開端還可以往前推一年。

1966年12月，于敏、周光召帶著我們科研人員共11人，再加上王淦昌、朱光亞，從北京經(jīng)酒泉到羅布泊的馬蘭基地，再到試驗點。寒風吹過羅布泊，我們擠在帳篷里，心里想的是第二天的氫彈原理試驗。氫彈原理試驗如果成功，意味著我們根據(jù)理論設計的爆炸是真正意義上的核聚變。

12月28日試驗當天，戴上墨鏡，我們待在距離引爆處十幾公里的壕溝里，觀測試驗現(xiàn)場。心里挺緊張，起爆時間是定好的，起爆后，先閃過來一片光，隔著鏡片看有點恍惚，接著就聽到“轟隆隆”的聲響。我們要掐著點看這兩者的時間，根據(jù)時間間隔，算出氫彈威力，看跟我們的理論計算結果是否一致。結果一致！毫無疑問，這次原理試驗已經(jīng)證明我們的氫彈將要成功了！

這之后還有個小插曲。第二天舉辦慶祝晚宴，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七機部副部長錢學森都會去。理論部有兩張晚宴票，于敏和周光召把票讓給了我和另一位同事周夏良。

1967年氫彈爆炸成功后，我還參與了氫彈的小型化工作。我的青春歲月獻給了“兩彈”。你問我，那時那么艱苦，搞“兩彈”的信念來自哪里？確實是，我們起初在北京沒有住的地方，兩三年間就搬了六七次住處；工資轉正后每月56塊，到1977年才漲到62塊。曾有人說，原子彈爆炸成功，鄧稼先得了10塊錢獎金，當時根本沒有這回事。我們的信念來自于領導、同事。鄧稼先、王淦昌、周光召……他們都是老專家了，不在乎自己的職務高低，我們都喊他們“老鄧”“老王”“老周”。大家奔的目標就是一個，造出原子彈、氫彈保衛(wèi)國家。

信念來自于“我相信”，相信中國人是非常聰明的，尤其是原子彈爆炸成功后，我們的心里更有底氣了。

國家沒有白白培養(yǎng)我

“1964年那一年，原子彈理論設計定型后，主要就是解決原子彈的結構問題，在青海草原進行大會戰(zhàn)，轟轟烈烈。現(xiàn)在回憶，畫面在目，有幸參與，今生無悔。”采訪結束后的第二天，許錫章發(fā)給《環(huán)球人物》記者這樣一段文字，沒有錯字，標點工整，一如他發(fā)給記者的其他文字。

他今年86歲了，說話浙江口音挺重，但思維清晰，表達準確，憶起往事，恍如昨日。1964年春，火車一路向西，窗外景色由濃變淡，最后成了一片黃。那里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基地221廠，也是當年王洛賓偶遇藏族姑娘卓瑪，為她寫下《在那遙遠的地方》的青海金銀灘草原。在那里，許錫章工作了6年，一直到九院搬遷到四川。

許錫章（右）與“兩彈元勛”王淦昌的合影。

以下是許錫章的講述：

金銀灘草原平均海拔3100多米，氣壓低，氧氣稀，年均氣溫0.4攝氏度，常年刮風。一到那里，我們每人領取了“四大件”——一件棉大衣、一雙帶毛的皮靴、一條毛氈和一副棉手套。寒冷不是大問題，問題是水燒不開，水到80攝氏度就開了，米飯也是夾生的。后來有人使用了高壓鍋，我們才吃到了煮熟的飯。但因為吃青稞面不易消化，很多人都有便秘問題。

很少聽到有人抱怨。我是從農(nóng)村出來的，因為國家培養(yǎng)，才能成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第一屆學生，進入那么好的學校念書，從心底里就覺得應該為國家作貢獻。

我被分配到了221廠實驗部二室，剛好趕上進入原子彈爆轟試驗階段。爆轟試驗要解決什么問題呢？原子彈研制設計出理論方案后，需要通過試驗來驗證具體的參數(shù)，并確定原子彈的實際結構。這個原理，理論部已經(jīng)吃透了，但怎樣讓沖擊波聚焦、怎樣產(chǎn)生理想的中子成功點火，都需要爆轟試驗來解決。

爆轟試驗具有破壞性，插引爆炸藥的雷管時，一不小心就會爆炸，我的同事劉桂生就這樣被炸斷了手指。因此，參與爆轟試驗必須技術過關、膽大心細。尤其是試驗方案的負責人在上崗前要進行考試，取得“放炮司令”證，才能指揮當天試驗場地的一切事項，并提供準確的試驗數(shù)據(jù)給理論部作為依據(jù)。

試驗場地本身的放射性也很高，因為爆破過程中會產(chǎn)生很多灰塵和放射性微粒。它們彌漫在場地四周，人直接接觸，受到的身體傷害很大，但當時我們顧不了那么多，心里想著的都是把任務干好。

試驗場距離住處有一段距離，我們早上7點出發(fā)，坐很久的車到達，下午5點返回。大家都把試驗場叫“碉堡”，“碉堡”上分布著大大小小、高低不一的觀測孔，試驗在“碉堡”外進行，觀測員就通過架在“碉堡”內的高速轉鏡等設備進行觀測。我們每天的工作排得滿滿的：編寫試驗方案，裝配樣品進行試驗，寫出試驗報告，工作很緊張，但也很充實。

我算上手比較快的，幾個月就考取了“放炮司令”證。這要感謝我在校時的學習。1958年，我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系，這個系是錢學森親自創(chuàng)建的。基礎課都是請的科學院研究所的專家，專業(yè)課也是當時年輕的歸國博士，給我們講授世界前沿科學知識。

錢老也給我們上課，課名是“星際航行概論”。我現(xiàn)在還記得這門課的期末考試，三道簡述題加一道綜合題，那道綜合題把我們考蒙了。題目是：從地球上發(fā)射一顆衛(wèi)星，繞過太陽，再返回地球，請列出方程求解。考了一早上，沒人交卷，錢老讓我們去吃午飯，回來繼續(xù)考，還是都做不出。大批同學不及格，怎么辦？他想了個辦法，把考試分數(shù)開方再乘10，那36分就變成60分了。但他也很嚴，說我們學了5年，數(shù)學沒學好，再補念半年數(shù)學。

這只是一件小事，卻足以看出錢老對我們基礎能力的重視。后來去了221廠，工作需要各方面的知識，力學的、數(shù)學的，在校的學習為我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我們特別激動。這之后，我還參與了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試驗。那次試驗很成功，平洞內的原子彈沒有“冒頂”，山頭是好的，封住的洞口也好好的。1975年第二次平洞核試驗，我們又取得了大量的數(shù)據(jù)，為后來的地下核試驗作了很多貢獻。

回憶這輩子，我盡力做了我能做的事情，證明國家沒有白白培養(yǎng)我，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白細胞快速下降到3000多

鄧建國，1939年出生于湖南祁陽，1964年從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無線電專業(yè)畢業(yè)后被分配到九院。1971年起，先后在青海221廠、四川902核科研基地負責X射線測試、核爆快訊號傳輸、電光調器研制等項目。1976年，是鄧建國進入九院的第十二年，他與同事一行從四川來到新疆羅布泊參與地下核試驗。今年，鄧建國86歲了，講起那段在羅布泊的日子，他非常感慨。但在觸及工作內容時，他又非常嚴肅：“這個不說了。”

2021年，鄧建國在湖南長沙。

以下是鄧建國的講述：

1976年9月初，我們穿著一身黑色皮大衣進入了地爆試驗場區(qū)，參與校驗工作的醫(yī)護人員等早已在這里。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羅布泊馬蘭基地，看到有用于核爆試驗用的“高樓”，還有軍艦、大炮，真壯觀啊！場地效應人員看到我們穿著一身黑，調侃道：“‘黑烏鴉’來啦，主角登場啦！”

是的，正如他們所言，在馬蘭基地搞核試驗，我們九院的人是主角，我們的到來意味著馬上就要做核試驗了，各方面的工作都開始緊張起來了。而我們這些搞測試工作的，需要打“前站”，比“大部隊”早來一些，做鋪設電纜、安裝測試所用的探頭等儀器調試的準備工作。

在正式試驗前，大批參試人員到來后，所有設備、儀器都要進行至少3次聯(lián)試，各項目負責人要向總站報告情況，確保萬無一失。聯(lián)試后，沒有發(fā)現(xiàn)故障，我們就進入“待命”狀態(tài)。

這時候，我們的工號會用兩把鎖進行“雙保險”，開鎖的鑰匙也分給兩個人管理。只有這兩人同時到現(xiàn)場開鎖，參試人員才能進入工號。在正式試驗開始前，為保證安全，參試人員需要等待命令撤場。這天，我們就在帳篷里等著撤場的指令。馬蘭基地與世隔絕，我們沒有電影、沒有電話，大家湊在一起時，唯一能娛樂的項目就是打橋牌。

我們認為自己沒有事了，就在那里玩了起來。王淦昌副院長和我們吃、住都在一起，他的帳篷就在我們帳篷的旁邊，他散著步溜達到我們這邊來，看到我們在打橋牌，就笑瞇瞇地說：“你們覺得儀器都調試得很好了？自己再想一想，還有沒有什么需要查漏補缺的地方?。?rdquo;

王副院長平時講話不多，我們一聽到他這樣說，立刻就把玩心收起來了。一次核試驗耗資耗力，再怎么仔細都不為過。大家意識到這一點，都開始去看資料、翻書本，回憶和檢查還有沒有什么沒做到位的地方。

核試驗后的第三天，核爆炸產(chǎn)生的核輻射還未退去，但我們這個工號要派同志到現(xiàn)場去，取回數(shù)據(jù)。我們所謂的取回數(shù)據(jù)，主要是指拿回示波器上照相機內的膠卷。我的身體素質比較好、年輕，就被選中參與這項工作。

進入現(xiàn)場之前，我需要先到“洗消站”換上防護服。到了現(xiàn)場后，先取膠卷，再將其放置在一個專用的容器當中，帶回洗消站。再次回到洗消站，我需要將防護服脫下、沖個澡，換上自己原來的衣服。清洗工作極為嚴格，我們脫下的防護服需要經(jīng)過專人處理，在確保身上不帶走任何污染物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回到生活區(qū)。

對于核輻射會給身體帶來傷害，我們心里很清楚，但個個都努力爭取進入現(xiàn)場的機會，因為我們都覺得有機會參加這樣一個大試驗，為國家做出貢獻，是一種光榮。

核試驗完成10多天之后，參試人員需要“清場”離開馬蘭基地，我們乘坐專列返回四川。在火車上，我們終于放松下來，再次圍坐在一起打橋牌。這一次，王副院長也加入了我們。

我還記得，列車上的炊事員是北京來的，王副院長請我們吃了頓飯，具體吃了哪幾道菜，我已經(jīng)記不清楚了。也不知是不是在羅布泊待久了，我就記得這位炊事員做的菜啊，味道是真好！

回到四川的一個月之后，上級安排我們到醫(yī)院做檢查。檢查結果顯示，我身體內的白細胞從核試驗前的7000多掉到3000多，后來逐步恢復正常。

我沒被身體受到的傷害嚇倒。這次之后，我又到現(xiàn)場參加過兩次核試驗，每一次都很壯觀，現(xiàn)場那是千軍萬馬，這么多人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偉大的事情，誰沒有奉獻和犧牲呢？平日里，大家的生活都是“三點一線”，吃的、住的都很普通，更不用說獎金了。但是大家都毫無怨言，而且廢寢忘食地投入工作，這種團結一致，為了一個目標向前奔的勁頭，我至今懷念。

“為國與妻分兩地”

周仲興，1939年生于浙江嵊州，1964年畢業(yè)于西安交通大學工程物理系，被分配至九院，去往青海的221廠工作。

他抵達221廠的時間是8月，夏日的青海并非如他想象中那樣荒涼，基地建在草原上，草長了足足一尺多高，風一吹，綠浪翻滾?；氐慕ㄖ蹅?、莊嚴，比母校還勝過幾分。他很快適應了基地的工作和生活，每天乘坐班車從生活區(qū)到實驗區(qū)，一待就是一天。不做實驗的時候，他開始給一些關系好的同學寫信，其中就有他后來的愛人。在221廠，周仲興待了5年多，之后隨九院整體搬遷去了四川。其間，他寄到杭州的信從未斷過。直到1974年，他回到浙江從事放射防護研究。

采訪結束后的第二天，周仲興給《環(huán)球人物》記者發(fā)來一首他填的詞，詞中寫道：“芳草地，玉關西。祖國安排到此棲。為國與妻分兩地，國家安好志相依。”

2014年，周仲興夫婦在浙江千島湖。

以下是周仲興的講述：

我對我的愛人是非常內疚的，我很對不起她。

我們是初中、高中同學，大學期間聯(lián)系多了之后發(fā)展成為戀愛關系。我的本科專業(yè)需要讀5年，她讀4年，比我早工作1年，被分配到了浙江杭州。我知道畢業(yè)后要被分配到青海去，便第一時間將此事告訴她，我們都知道青海離浙江很遠，我這一去再想見面就難了。但那時候的年輕人就是有一顆紅心，祖國讓我們到哪里去我們就到哪里去。所以她雖然有些不舍，也沒反對，讓我去了。

到了青海，我每周都給她寫一封信，可是從青海到杭州的路途是真遠啊，從我寄出信到她收到信要一個禮拜，我終于收到她的回信時，又是一個禮拜過去了。我們的信隔著半月時光，沒什么時效性。

為什么不發(fā)電報？發(fā)電報是按字收費的，貴啊！不是急事、大事，我們不用。1965年國慶節(jié)前后，我向領導打了結婚報告，想要在春節(jié)前回家結婚，到了農(nóng)歷臘月二十九，報告終于獲得批準。這是大事也是急事，我罕見地給她發(fā)了封電報，告知這一喜訊。

大年三十，我從金銀灘趕到西寧火車站的時候，西寧到上海的火車票已經(jīng)沒有了，怎么辦？我就從西寧到蘭州，在蘭州等一輛過路的開往上海的火車。除夕夜的蘭州火車站，只有我這名旅客和一名值班人員，我買了兩個饅頭，就當作年夜飯吃了。在火車上，又是兩天兩夜，等我到了上海再匆匆趕到杭州時，已經(jīng)是大年初四。講好的春節(jié)前結婚，還是晚了點，結婚的日子最終定在正月初六。

婚后，我們還是保持一周一封信。在信里，她和我講她的工作、講城市里的情況。但我寫的信就枯燥極了，我在做什么工作？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難題？尋常夫妻可以分擔的壓力，因為保密，我統(tǒng)統(tǒng)不能跟她講。直到1984年，我收到一枚紀念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20周年的鍍金獎章，她和家人朋友才知道：哦，原來你是搞原子彈的！

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時，我們實驗室的任務之一是為原子彈制造后放置在庫房中的安全規(guī)范提供實驗依據(jù)。原子彈構造中的中心部件是鈾—235半球以及半球中心位置放置的中子源。我們實驗室里有好幾個中子源和鈾球，它們都具有放射性，我們常年需要和它們打交道。那個時候，我們國家一窮二白，科技比較落后，實驗室里面沒有什么先進的自動化設備可以將它們運到實驗裝置上，只能靠人工。

對于放射性不強的鈾—235，我們穿上一身白大褂、戴一副平光眼鏡和橡膠手套就去做了，抱著它放到實驗裝置上。我們學過核輻射防護的知識，平光眼鏡對鈾—235釋放出的α射線有防護作用，所以對人體危害性不算大。而對于放射性和穿透性比較強的中子源，我們就拿個約1米長的夾子，夾著它，慢慢地放到實驗裝置上。它一碰到鈾—235就厲害了，中子會轟擊鈾—235，產(chǎn)生非常強烈的放射性。因此，我們在完成這一步驟后，需要迅速撤離實驗室，進入安全的測量室。

你問我撤離實驗室的時候緊張嗎？緊張也沒用，工作要穩(wěn)穩(wěn)當當?shù)刈?。我們是科技人員，是懂行的，不會害怕。

我和你說的這些，是我曾經(jīng)在信中絕口不提的秘密。因為我大學時期的專業(yè)，我愛人知道我是搞放射性有關工作的，但我在青海的具體工作她不知道，具體接觸什么放射性物質、放射性有多強，我沒有對她說過，她也從不問。

那時候，我一年只能回家一次，探親假20天，在路途中就能耗掉一半。因為常常不在家，我有很多遺憾的事。

1965年10月16日，說來也巧，正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一周年的日子，我收到哥哥發(fā)來的電報。我至今記得，那封電報上寫著4個大字：母女平安。這一天，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收到電報的時候，我在想，愛人生產(chǎn)的時候我應該陪伴在身邊照顧，女兒出生我也應該第一個抱她，這些都沒辦到。我當時的心情真是喜悲交集。

我們的第二個孩子降生后，家里更忙了。孩子還小，她又要工作、又要管家、又要照顧小孩，最忙的那幾年我都沒在家里。

經(jīng)常有人問我，當時國家這么窮，你們是靠什么把原子彈造出來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參與的工作人員舍小家為大家的精神。當時兩地分居的夫妻太多了，團聚的日子用兩只手都數(shù)得過來。我們都是離開了自己的家庭，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但我們當年的舍小家，不就是為了今天幸福的千萬家嗎？這樣一想，就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