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在現(xiàn)存中國古代楷書墨跡中，東晉佚名所書《曹娥誄辭》卷是署年最早的小楷作品之一，彌足珍貴，自古以來為世人所寶。同時，此卷書心所存《曹娥碑》全文寫于東晉“升平二年”（358年），去古未遠(yuǎn)，是目前所見《曹娥碑》最早錄文，對于《曹娥碑》的流播至為關(guān)鍵，籍此，我們得以與其他時代較早的有關(guān)文獻(xiàn)互校，追尋其事本源。
東晉佚名《曹娥誄辭》卷絹本楷書，縱32.3厘米，橫54.3厘米，現(xiàn)藏于遼寧省博物館。
東晉佚名《曹娥誄辭》卷，書心絹本，墨書楷體，縱32.3厘米，橫54.3厘米，現(xiàn)藏于遼寧省博物館，因卷末署“升平二年”款，故又名《升平帖》1。諦審卷中字體，結(jié)字多為扁方，顯系脫胎于三國時期曹魏重臣鐘繇(151年～230年)之楷體間架；同時，行文間或有字體呈現(xiàn)修長體勢，是當(dāng)時正處于書體轉(zhuǎn)變時期之顯著特征。且凝神玩味卷中墨書用筆，磔筆猶存隸體筆意，而其余筆畫與今楷已基本一致，以其他相關(guān)文字材料相校可知，此書卷乃典型東晉書風(fēng)：神氣內(nèi)斂，風(fēng)骨清勁。古今鑒賞者，如北宋黃伯思、元郭天錫均考訂此卷乃書圣王羲之親筆2。
在現(xiàn)存中國古代楷書墨跡中，東晉佚名《曹娥誄辭》卷是署年最早的小楷作品，彌足珍貴，自古以來為世人所寶。南朝蕭梁時期內(nèi)府鑒藏名家滿騫、唐懷充、許僧權(quán)，唐馮審、盧同、韓愈、懷素，北宋黃伯思，南宋韓侂胄、賈似道、趙興懃，元郭天錫、趙孟頫、喬簣成、柯九思、虞集，明韓世能、王錫爵及清王時敏、沈荃、高士奇等眾多文人名士均在卷上簽署留款；南宋高宗趙構(gòu)、清康熙玄燁亦侃侃不吝美言；現(xiàn)代著名雜文家、政論家、新聞工作者鄧拓(1912年～1966年)行書“晉人書小楷曹娥誄辭碑真跡”題簽；卷上鈐南宋高宗“損齋書印”“御書”，元文宗奎章閣“天歷之寶”“趙孟頫印”，明韓世能“韓世能印”，清乾隆“乾隆鑒賞”“石渠寶笈”及“宣統(tǒng)鑒賞”等59方鑒藏印鑒；南宋初年，此書卷即存于紹興內(nèi)府，后歷經(jīng)輾轉(zhuǎn)、流散，清代入藏內(nèi)府，乾隆十年《石渠寶笈》初編告成，著錄于第十三卷之首。清亡，溥儀攜此書卷至長春偽宮，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后，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截獲，1952年入藏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
東晉佚名《曹娥誄辭》卷，累世遞藏，流傳有序，世間珍稀，于文物而言，堪稱煊赫名品！同時，此卷所書《曹娥誄辭》，所述之事在古代中國曾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長久以來更被奉為“孝德”文化之楷模。
序下實錄東晉佚名《曹娥誄辭》卷書心全文，以備詳核3：
孝女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景沉，爰來適居。盱能撫節(jié)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jīng)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於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shè)祭之，誄之辭曰：
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待禮未施，嗟喪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沉乍浮?；虿粗迬Z，或在中流?；蜈呁臑|，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yún)集路衢。流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蛴袑∶嬉R，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銘勒金石，質(zhì)之乾坤。歲數(shù)曆祀，丘墓起墳。光于〔后土〕，顯照夫人。生賤死貴，義之利門。何長華落，凋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招後昆。
漢議郎蔡雍聞之來觀，夜闇?zhǔn)置湮亩x之。雍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又云：三百年後碑冢當(dāng)墜江中，當(dāng)墜不墜逢王叵。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
上錄東晉佚名所書《曹娥誄辭》，即《曹娥碑》文，所述之事亦見于當(dāng)時有關(guān)典籍記載：
晉虞預(yù)（約285年～340年）《會稽典錄》記：“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jié)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五日迎伍神，為水所淹，不見其尸。”
南朝宋范曄（398年～445年）《后漢書·列女傳》載：“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溯濤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將東晉佚名所書《曹娥誄辭》與上引《會稽典錄》及《后漢書·列女傳》文句互校，稽考文中所述，其事大略如下：
東漢漢安二年（143年）五月五日，上虞人曹盱于舜江迎潮神伍子胥，落入水中，生死未卜。時其女曹娥年方十四，于江畔尋父十七日，未果，旋即投江而死。東漢元嘉元年（151年），上虞縣令度尚改葬曹娥于江南道旁，并命弟子邯鄲淳敬撰誄辭刻石，即所謂“曹娥碑”，以彰孝烈4。后東漢名臣蔡邕(133年～192年)來訪，并于碑陰題八字：“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又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捷悟》記：曹操曾途經(jīng)曹娥碑，見碑陰蔡邕所題“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便問楊修是否曉得藏文之意，最終“絕妙好辭”成為中國古代幾百年才解第一謎底。綜合上述種種記載，確證曹娥投江殉父一事為真。且知三國時期，曹娥碑石尚在。惜風(fēng)雨千年，東漢元嘉元年（151年）上虞縣令度尚所立曹娥碑石于北宋之時已失，不知所蹤，今存浙江上虞曹娥碑石，系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由北宋名臣蔡卞（1048年～1117年）重書。
浙江上虞曹娥碑石，系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由北宋名臣蔡卞（1048年～1117年）重書（劉育平攝）（藏于遼寧省博物館）
通覽典籍所記《曹娥碑》全文，以唐人輯《古文苑》中保存為時代最早；石刻《曹娥碑》全文除北宋蔡卞所書外，南宋初年，石邦哲摹刻輯入《博古堂帖》（《越州石氏帖》），權(quán)相韓侂胄（1152年～1207年）收藏時期又摹勒上石，后併入《群玉堂帖》傳世。分而言之，北宋蔡卞所書曹娥碑與《越州石氏帖》《群玉堂帖》所勒，系書丹刻石，且蔡卞所書為行楷；而東晉佚名所書《曹娥誄辭》則以楷書入紙。同時，兩類碑文中某些對應(yīng)用字亦有不同，如前者“載沉載浮”“飄零早分”，后者則分別作“乍沉乍浮”“凋零早分”。類此差異，應(yīng)是所處時代用字規(guī)范及書法風(fēng)貌不同所致，其中或許存在輾轉(zhuǎn)傳世之訛誤。相對而言，東晉佚名所書《曹娥誄辭》卷書心所存《曹娥碑》全文寫于東晉“升平二年”（358年），去古未遠(yuǎn)，是目前所見《曹娥碑》最早錄文，對于《曹娥碑》的流播至為關(guān)鍵，籍此，我們得以與其他時代較早的有關(guān)文獻(xiàn)互校，追尋其事本源。同時，作為墨跡，東晉佚名所書《曹娥誄辭》卷真實呈現(xiàn)了東晉時期的楷書風(fēng)貌，相比上列其他石刻而言，無疑更勝一籌，正如南宋高宗趙構(gòu)所言：“雖不知為誰氏書，然線勁清麗，非晉人不能至此。5”沈尹默亦云此書卷，“如損齋所評線勁清麗，則毫無愧色。我覺在小楷書中，能如此寬穩(wěn)多風(fēng)致，實所罕見”6。
曹娥廟大殿（劉育平 攝）
于成龍在上虞博物館《曹娥誄辭》碑展區(qū)
東晉佚名《曹娥誄辭》卷，作為一件珍貴文物，我們在品鑒其書法風(fēng)流清勁之時，更應(yīng)審視其所承載的文化內(nèi)涵，而這些文化內(nèi)涵恰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根基。睹物思人，曹娥投江尋父一事，在當(dāng)時影響極大，正如《曹娥誄辭》所詠“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yún)集路衢。流淚掩涕，驚慟國都”。世人為其感動，改“舜江”為“曹娥江”，以示景仰。據(jù)《上虞縣志校續(xù)·度尚傳》記載，東漢元嘉元年（151年），上虞縣令度尚在為曹娥樹碑同時，又建“曹娥廟”。南朝齊、梁時期，陶弘景(456年～536年)在《與梁武帝論書表》中，曾提及王羲之作品，流行于當(dāng)時的有《黃庭經(jīng)》《曹娥碑》等真跡，是知王羲之亦為之動容，曾親筆《曹娥碑》。后世歷代封建帝王對曹娥極盡褒揚：宋大觀四年（1110年），封“靈孝夫人”；政和五年（1115年），加封“昭順”，淳祐六年（1246年），復(fù)加“純懿”；元至元五年（1339年），加封“慧感夫人”；明洪武八年（1375年），命官奉敕祭奠，誠意伯劉基撰誄文；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敕封“福應(yīng)夫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加封“靈感夫人”，慈禧太后懿旨賜“福被曹江”匾額；民國年間，蔣介石、林森、熊希齡及于右任等軍政要員均題贈匾額、楹聯(lián)。自東漢元嘉元年（151年）曹娥廟始建，至1985年，其間1800余年屢遭劫難，幾度損毀，幾度重建。1985年，曹娥廟經(jīng)重修開放，其建筑恢宏，布局嚴(yán)謹(jǐn)，并以雕刻、楹聯(lián)、壁畫及古碑“四絕”享譽海內(nèi)外，冠有“江南第一廟”之美名，2013年3月被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hù)單位（圖三）。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hù)單位——上虞曹娥廟，被譽為江南第一廟。（劉育平 攝）
國之瑰寶——曹娥碑（劉育平 攝）
殊榮備至，集于一身。曹娥投江尋父，歷代均將其作為“孝德”文化之楷模，萬世榮光！“曹娥投江”所體現(xiàn)的“孝德”緣于其凸顯中華民族重視血緣親情，注重感恩至極，甚至為盡孝而“奮不顧身”?！恫芏鹫C辭》中“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所云，上虞地區(qū)不僅將曹娥作為“孝女”楷模，甚至將其祀為“水神”，由人格上升至神格?！抖Y記·祭法》：“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zāi)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孝經(jīng)》中有，“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是知孝者，德之本歟。”中國古代對曹娥孝德之高度尊崇，隱含著以孝治國、家國同構(gòu)的社會管理思想，為家盡孝奮不顧身，方能為國盡忠而奮不顧身。端午節(jié)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節(jié)日之一，由古至今，在我們心目中，足以配祀“端午節(jié)”的人杰分別是：屈原、伍子胥與曹娥。而曹娥得以與屈原并行，深受后人頂禮追思，應(yīng)緣于其尋父投江奮不顧身的貞烈，始終撥動著我們民族亙古以來始終所秉承“親親、尊尊”信念的心弦。
中國民間文化把歌頌至死不渝忠貞愛情的“梁祝”視為精神瑰寶，如今卻把“曹娥投江”簡單劃為“愚孝”則有失偏頗，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中華文明之所以續(xù)而不衰，繼往開來，以“孝德為文化基因而生發(fā)的家國情懷”是不可否認(rèn)的重要因素。盡管在幾千年的漫長封建社會中，“孝”字后面還加上了一些其他雜七雜八的內(nèi)容，需要以歷史唯物主義觀念加以分析和揚棄，但“孝”的基礎(chǔ)，孝敬父母這一點是任何時代都不應(yīng)廢棄的。改革開放初期，媒體揭露一些虐待父母甚至殘殺父母的極端事件。本來贍養(yǎng)老人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竟然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究其原因，是與有些人借改革開放后接受西方價值觀，片面追求所謂個人自由的不負(fù)責(zé)任，進(jìn)而對“孝”文化盲目批判和否定，不敢正視以孝敬父母為主體的“孝德”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有一定關(guān)系。如今堅定文化自信，中國文博人理應(yīng)肩負(fù)起對孝德文化正本清源，繼往開來、守正創(chuàng)新之重任。
作者簡介：
于成龍，男，文博專業(yè)研究館員、教授，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及博物館學(xué)）博士，著名青銅器專家，中國殷商文化學(xué)會理事。
【注釋】
[1]本文所述東晉佚名《曹娥誄辭》卷基本信息主要參考黃偉利《晉〈曹娥誄辭〉卷》，載遼寧省博物館編《遼寧省博物館藏書畫著錄·書法卷》，遼寧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頁，及遼寧省博物館官網(wǎng)有關(guān)內(nèi)容。
[2]關(guān)于東晉佚名《曹娥誄辭》卷時代主要有三種不同學(xué)術(shù)意見：（一）王羲之真跡，（二）東晉無名氏所作，（三）六朝人寫本。詳細(xì)情況可參見楊仁愷《晉人書〈曹娥碑〉墨跡泛考》，載《沐雨樓書畫論稿》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77頁；黃偉利《晉〈曹娥誄辭〉卷》，載遼寧省博物館編《遼寧省博物館藏書畫著錄·書法卷》遼寧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11月第2次印刷，第9-10頁；沈尹默《關(guān)于曹娥碑墨跡的一封信》，載《文物》1964年第2期，第13-14頁；徐邦達(dá)《古書畫偽訛考辯》，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5頁。本文綜合考察，認(rèn)為此書卷應(yīng)是東晉人墨跡。
[3]本文所錄《曹娥碑》文據(jù)黃偉利《晉〈曹娥誄辭〉卷》，載遼寧省博物館編《遼寧省博物館藏書畫著錄·書法卷》，遼寧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4]關(guān)于“邯鄲淳”與“曹娥碑”之關(guān)系，可參見楊仁愷《晉人書〈曹娥碑〉墨跡泛考》，載《沐雨樓書畫論稿》，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277頁。
[5]黃偉利《晉〈曹娥誄辭〉卷》，載遼寧省博物館編《遼寧省博物館藏書畫著錄·書法卷》，遼寧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6]沈尹默《關(guān)于曹娥碑墨跡的一封信》，《文物》1964年第2期，第1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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