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1930年生，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1950年畢業(yè)于韋斯利大學，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精通中文和日文，著有《日本第一》《共產(chǎn)主義下的廣州》《領先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鄧小平時代》等著作。2020年12月20日去世。
2020年12月20日，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因病去世，享年90歲。在美國，他同時有“日本先生”和“中國先生”之稱。1979年，他出版《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在日本高居暢銷榜榜首。2011年，他傾10年之力寫就的《鄧小平時代》英文版在美國出版，《紐約時報》書評稱之為“迄今為止對中國驚人而坎坷的經(jīng)濟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記錄”。
外交部發(fā)言人汪文斌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表示，傅高義教授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對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對其家人表示誠摯慰問。傅高義教授為促進中美溝通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們將銘記他為推動中美關系發(fā)展所作貢獻。
“在中國研究中國”
傅高義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學術顧問。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與他有20多年的交往，稱他“有濃厚的中國情結”。吳心伯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傅高義對中國的研究可以做一個形象的概括，就是‘在中國研究中國’。很多美國學者不是這樣。他們研究中國時，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用美國的概念、范式或價值觀來評判中國。傅高義不是這樣。他還是希望盡可能地從中國的角度，從中國自身的環(huán)境和條件出發(fā)，來理解中國的改革、發(fā)展、變化。”
傅高義來自俄亥俄州一個小鎮(zhèn)的猶太人家庭，從俄州韋斯利大學畢業(yè)后，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1961年，31歲的他被漢學家費正清選中，來到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當時，為他上中文課的是“漢語言學之父”趙元任的長女趙如蘭。“她在語音上要求很嚴格，所以我們這批學生比別人教出來的水平應該更高一點。”
直到晚年，傅高義經(jīng)常堅持以中文接受采訪。人民日報原駐美首席記者溫憲回憶：“在采訪過程中，傅高義的漢語詞匯表達并非完美，但足以清晰、坦率地表述他的觀點。他說，‘真正的朋友應該坦率交談，實事求是’。”本刊記者2013年在北京采訪傅高義，當時他臉上掛著的熱情、和善的微笑，以及一口流利的中文，讓記者有一種與中國學者暢談的錯覺。
左圖：2013年4月，傅高義（左三）在北京參加歐美同學會組織的“鄧小平時代與未來三十年”研討。
右圖：2015年9月7日，傅高義接受溫憲采訪時合影。 傅高義的中文名也是他自己取的。他的英文名是埃茲拉·費韋爾·沃格爾。他說，沃格爾是個德國姓，在德語里的發(fā)音很像中文的傅高，英文名的第一個字母是E，取其諧音選了義字。“我知道在中文里，‘義’意味著很高的道德標準，這正是我想追求的。”
1963年，傅高義在香港進行了一年的研究。那是當時西方學者唯一可以近距離研究中國的地方。在香港，他能讀到《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并請了一名剛從廣東到香港的年輕人做助手。“我看了1949年到1963年幾乎全部的《南方日報》，他也跟著看，我有不明白的就問他。比如我看報紙說‘反對×××’，就問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很詳細地告訴我。特別是有關土改的經(jīng)驗，最開始的政策是什么，幾個月后政策又變成了什么。”
1969年，傅高義完成了他第一部關于中國的作品《共產(chǎn)主義下的廣州》。這部作品拋棄了西方學者的偏見，描繪中國的本來面貌，在美國學術界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費正清稱之為“社會學家們從外部世界研究共產(chǎn)主義中國的杰出范例”。
吳心伯說，傅高義非常注重調研。1958年以來，他每年都要訪問亞洲，也經(jīng)常來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他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就在廣東待了一段時間。”從1987年6月到12月，傅高義在廣東實地調查了70多個縣。1988年夏季，他又在廣東調研了3個星期。1989年，他完成《領先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這是外國學者研究、報道中國改革的第一部著作。它和《共產(chǎn)主義下的廣州》共同構成了外國學者筆下的廣東當代史。這次廣東之行，傅高義的妻子艾秀慈也陪伴在他左右。艾秀慈是美國凱斯西儲大學人類學者，會講廣東話。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的扉頁上第一行就寫道：“獻給我的妻子艾秀慈”。
傅高義著作《鄧小平時代》《共產(chǎn)主義下的廣州》。 “你想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與傅高義有交往的中國人，往往都會談到他對中國的友好感情。多次專訪傅高義的溫憲說：“他是一位活到老、學到老的謙謙君子；他是一位頭腦冷靜、視野開闊、仗義執(zhí)言、堅守節(jié)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是一位純粹意義上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溫憲回憶，2015年9月7日傅高義在位于哈佛校園的家中接受采訪。家中書房辦公桌右手處擺放著《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英文版，還有一本中文版的《谷牧回憶錄》及各種中、英文紙質資料、光盤和便箋。屋中壁爐臺面上并排擺放著五張有著數(shù)十人合影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方懸掛著一幅有著東亞傳統(tǒng)文化特色的畫作。
傅高義談起了自己對中國變化的切身感受。他說：“我給你講一個例子，一個月以前，我在重慶生病，需要手術，在一個醫(yī)院待了五六天，手術很成功。醫(yī)護人員剛開始不知道我是誰，就當我是一個普通外國人。他們的醫(yī)療制度、醫(yī)護水平和美國差不多了。我第一次去中國是42年前，當時看到醫(yī)療設備不行。通過中美兩國間這么多年交流和相互學習，現(xiàn)在的情況好多了。這就是中美兩國交流、發(fā)展的好事。這種交流應該繼續(xù)下去，因為這是互惠的。”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qū)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師陳征曾在哈佛大學受教于傅高義。她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我認識傅高義教授時，他早已退休。那時他已經(jīng)80多歲，但只要是關于中國的講座，都會來參加，還喜歡在講座結束后留下來參加冷餐會，跟我們這些中國學子聊聊天。有一次我們在肯尼迪政府學院辦了個講座，那里有個大坡，老先生騎著自己的小自行車沖過來，我們看著他快速地沖下斜坡，像個年輕人那般雀躍。”
“我剛到肯尼迪學院時有些迷茫。在一次冷餐會上遇到傅高義，我問他該做什么研究。他說：‘你想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我當時一聽有點暈。我們過去做學問往往非常宏觀，看到大方向就開始整理材料。但美國的教授往往會以小見大，先找到一個問題，一旦能解釋清楚，也就推動了理論創(chuàng)新。這是老先生給我上的第一課。”正在寫《鄧小平時代》的傅高義時間非常寶貴。“第一次去他家討論論文，我發(fā)現(xiàn)他的時間是以15分鐘為單位的，每15分鐘就有一個訪客。我前面是位日本議員，后面是位大咖，而我還是個在摸索學術研究之門的學生。但每當我希望討論問題，他總是很慷慨地擠出時間見我。那時，我對美國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很感興趣，想研究他們。傅高義先生說他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但愿意盡力幫我聯(lián)系他在華盛頓的朋友們，讓我采訪他們。”陳征對學術研究道路有些不自信，傅高義說：“你年齡不大，你看看我今年多大了，你在我面前就是年輕的小朋友。我仍在寫書，你只要想做研究，什么時候都不晚。”
吳心伯說，傅高義總是以平等的態(tài)度與中國學者交往，向來注意傾聽中國學者的見解，虛心地交換意見，不像有些美國人那樣自以為是，居高臨下。他曾去哈佛演講，傅高義專門安排他與哈佛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座談。“傅高義很注重與中國學者包括政府官員的交往。他有句很形象的話：研究中國要搞關系。他知道在中國文化里關系的重要性，如果不跟中國人交朋友，就很難真正理解他們。”
1997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哈佛大學發(fā)表演講。“那件事就是傅高義一手安排的。當時，哈佛方面也有不少反對意見，對中國的所謂‘人權’等有看法。傅高義強調，江澤民作為中國領導人，治理這么大的一個國家不容易，我們應該聽聽他怎么說。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不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而且盡可能地希望從中國的角度出發(fā)，在了解和理解的基礎上研究中國。”吳心伯說。
“他對中美關系挺憂心”
在漫長的一生中，傅高義一直積極推動中美交流。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tǒng)后，傅高義和多位中國問題專家致信尼克松：“現(xiàn)在是跟中國接觸的好機會”。他和學者們還向時任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1993年，他應邀出任國家情報委員會東亞情報官。他說：“那段經(jīng)歷對我做研究幫助很大，時任駐華大使芮效儉的報告我也能看到。”
2000年退休后，他開始了研究和撰寫《鄧小平時代》的十年工程。他曾向本刊記者解釋：中國的變化改變著世界，沒有一個領導人（鄧小平）對世界的發(fā)展有過如此的影響。出版該書中文版的三聯(lián)書店總編輯李昕說：“傅高義告訴西方讀者，也包括中國讀者，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從哪里來，向何處去，他幫助讀者理解了我們所親歷的中國改革時代的昨天和今天。”
不過，近年來，傅高義對中美關系挺憂心。吳心伯說：“2018年，傅高義教授應邀到上海出席‘紀念中美建交40周年’研討會，專門抽時間到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做了一場關于中美關系的報告。當時的題目叫對中美關系40年的思考。那天，他花了很多時間講鄧小平對改革開放和中美關系發(fā)展的貢獻。我覺得，他對中美關系40年的發(fā)展是很留戀的，對中國4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也很欽佩。當時，特朗普已經(jīng)上臺，中美關系大的氣氛發(fā)生了變化?？紤]到特朗普上臺以后執(zhí)行的限制中美人文交流等措施，中美關系不斷受到削弱，傅高義對中美關系的走向還是挺憂心。”
2019年7月初，傅高義作為5位執(zhí)筆人之一，起草《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在《華盛頓郵報》發(fā)表。這封寫給美國總統(tǒng)和國會的公開信，反對美國采取與中國對抗的政策。他最后一次出現(xiàn)在中國觀眾面前是2020年的12月1日。他在參加北京香山論壇視頻研討會時表示，拜登當選美國總統(tǒng)，給中美關系帶來了新的機會。但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中國。
像傅高義這樣真正了解中國的“知華派”，美國還有多少？吳心伯說：“不多了。不要說是他這個年齡的，比他晚一輩的70歲左右的學者，現(xiàn)在也已經(jīng)逐漸淡出第一線了。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正在發(fā)生明顯的代際轉換。”在吳心伯看來，傅高義的研究風格“代表了對中國的理解、尊重和交往”，而美國現(xiàn)在年輕一代很多人“不愿意去理解中國，不愿意尊重你”。受美國國內政治氣氛影響，美國很多人變得小心翼翼，有些強硬派根本就不來中國。“這些人現(xiàn)在越來越多地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是負面的。”
青年學者陳征在哈佛大學學習時與傅高義合影。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發(fā)推文緬懷傅高義：“他對中國的智慧和見解不僅對研究該領域的人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對整個世界來說也是如此。”在尊重、平等、交流基礎上的傅高義式“知華”，這是人們如今最為懷念的。（本刊記者 崔雋 田亮 本刊駐美國特約記者 安迪）
